近年来，有关“东升西降”的讨论在西方学界愈加热烈。德国不莱梅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夫拉姆·埃尔斯纳(Wolfram Elsner)在其新书《中国与西方——东升西降：从古老的中国到现在的冲突》中论述了这一格局出现的原因，并表明这一新的格局将会持续多年。笔者基于书中对古代丝绸之路和延绵至今的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研读，围绕中国的复兴、世界格局的转变等话题采访了埃尔斯纳。

　　中国共产党领导复兴之路

　　王婀娜：目前西方学界有很多学者都在讨论“东升西降”的原因，您是否也有这样的思考?您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复兴的原因何在?

　　埃尔斯纳：中国的复兴绝非偶然，而是全国性的力量动员能力和社会稳定的必然结果。中国从薄弱的基础开始，逐步摆脱了对西方的依赖，这样的进步是惊人的。历史上的中国，曾以丰富的产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闻名于世，几千年后的中国再次达到了文明新高度。那些典型的依赖西方的国家，始终扮演着西方生产外包的“老工业区”，以及原材料库和西方垃圾场的角色，对于他们而言，由此产生的结构上的依赖问题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尽管在过去近两个世纪的历史里，中国也曾经历了世所罕见的苦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走上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这是因为中国人拥有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自主发展的渴望和信心，这是由中国人所具有的变革能力和创造性决定的。

　　王婀娜：在您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过于猛烈和激进的原因何在?

　　埃尔斯纳：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远不及今天这般猛烈和激进。那时西方国家还幻想根据“华盛顿共识”，通过全面的“自由化”将中国作为西方扩展的工作台和“垃圾桶”对中国进行控制。但是，中国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和国力提升，打破了西方的幻想，且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追赶和国家的崛起，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应才变得如此猛烈和激进。

　　王婀娜：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仍在持续，并且表现出了更多的韧性。其中的原因有哪些?

　　埃尔斯纳：中国取得诸多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应对危机的执政能力，中国社会发展所展现出的稳定性和可调整性，以及中国所拥有的众多国际技术、国际标准对社会福利所产生的杠杆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生产力大幅提升、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这条道路是一种新型的、不以欧洲为中心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并逐步将生产力提高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且不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制度。

　　世界格局的新转折点

　　王婀娜：您的新书中提到了一个观点：世界史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长期性的大陆文明的增长周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部兴衰史。在您看来，世界格局是由哪些特定的地缘结构所构成的?

　　埃尔斯纳：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有关国家“崛起”“衰落”或“失败”的话题在文献中出现的比例越来越高。无论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以及在全球历史“世界体系论”中，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兴衰过程。大陆板块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如下方面表现出特定的格局：物理学条件，即地理和气候条件;族群;空间和聚落结构;社会结构，经济形式和经济结构;社会行为和他们的日常意识;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及其相关技术以及政治权力和暴力结构(政治领导结构、国家行政形式、军队的重要性等)。

　　这种“格局”通常是系统性的，因为它们不能随意组合。相应的因素特征通过正反馈和相互作用会在更长的阶段内产生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国的历史上，农民从来都不是奴隶或农奴，也从来不是“商品”，是作为人而存在的。事实上，中国一直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早期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大规模灌溉系统(“水利”)得以高度发展。中国用相对较小的耕地面积养活相对较多的人口，这个比例几乎是美国不可比拟的。这也为中国带来了早期的集体意识、合作文化和技术进步。此外，中国儒家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整体”、社会平衡和社会和谐。正是基于此，中国即便在汉朝时期已经拥有远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船队，但并未对异族发动歼灭性战争。

　　王婀娜：您认为霸权兴衰的原因何在?世界格局在21世纪的新转折点是怎样的?

　　埃尔斯纳：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利用1500—2000年间霸权的兴衰证明了，经济和军事中的典型因素最初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产生协同效果，加速霸权的形成，但随着霸权的出现，同样的安全成本会呈现内在增长的趋势，以至于每个霸权最终都会因“过度扩张”并耗尽精力，最后不得不衰落。21世纪的新转折点体现在：人们对“中国和美国—东升西降”的感知。无论是从美国的衰落表象来看，抑或是从历史上兴衰格局的发展过程来看，都是这一感知出现的原因和背景。

　　王婀娜：21世纪美国表现出的日益衰落的症状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埃尔斯纳：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将国家的“失败”归咎于“非包容性的”或“排他性的”(“榨取式”或剥削性)社会制度。美国衰落的症状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计划不稳定，气候救援计划无法落地。第二，充满暴力与恐惧的议会制已处于临界点。第三，美国国家机器的功能失调，“企业富豪”代表着美国1%的人口，他们却拥有美国43%的金融财富，且每年赚取20%的生产总值。第四，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军事活动外强内软。第五，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但却向美国以外的国家诉诸武力。

　　“旧历史常态的新形式”

　　王婀娜：您在新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重返世界第一是旧历史常态的新形式。在您眼中，中国的“旧常态”是怎样的?

　　埃尔斯纳：中国的国家、民族、社会和经济的特点是它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在过去五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许多朝代和几个由汉民族之外的民族统治的历史阶段，也经历过分裂和统一，此后，形成了一个以多民族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它拥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且注重道德观念。古老的中国成为世界中心的原因在于如下几个历史文化特征。

　　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里应该解释一下“民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省级自治地位，大多数采取的是地方自治形式，也就是为少数民族代表设立政治—行政职位和其他特定权利。中国官方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被联合国相关机构誉为典范。今天中国的身份，恰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第二，汉字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稳定器和缔造者。汉字作为一种“标志性”字体，也是“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形式系统”和“中国文化的独有特点”。第三，中国政治哲学话语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绝不是一个单调上升的过程，儒家思想也并非始终占主导地位，其对国家和朝代政治哲学的影响也并非始终如一。第四，中国的科技进步。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面发展比欧洲早了几个世纪，在铁犁的发明、十进制系统、运输通道等方面，中国领先西方2000多年。第五，造船和导航技术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领域，使得中国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数百年。第六，没有殖民主义。中国的国际关系史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是，明代郑和带领船队进行的远征与欧洲殖民者的剥削式远征存在本质区别。

　　王婀娜：我们该如何理解您所说的“旧历史常态的新形式”呢?

　　埃尔斯纳：美国将这种“新常态”视为所谓的“对国家安全的生存威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完全错误的。这同样适用于指责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因为中国对其“永远有效”和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出了质疑，但这种指责却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这种指责不仅是荒谬的，也是可笑的。这只是美国从权力和统治幻想的角度来思考，认为人们之间存在所谓的“生存斗争”，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对衰落的未知和恐惧。

　　在这样的“旧历史常态的新形式”背景下，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在全球环境和卫生系统、发展援助和国际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的复兴势不可当

　　王婀娜：在您看来，目前世界各国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复兴的?西方社会扭曲报道中国的深层原因何在?

　　埃尔斯纳：目前我们正处在迈向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的旅途中，处在一场日趋加剧的经济、政治、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混合战争中。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复兴。引导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走上复兴道路的众多因素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它们通常相互影响，其积极成果在较长时期内相互累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踢梯子”方式对中国已经不起作用，而且随着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影响力的提升，这种方式所起到的效果显然会越来越小。

　　今天的西方媒体每天都在改变其叙事的内容和方式，他们造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是为了侵略性地“统治世界”。这是一个将自己的罪行和自己未来的幻想和意图投射到“他者”身上的经典心理投射案例。正如新加坡学者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和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解释的那样，中国只想最终结束由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长期屈辱、彻底贫困并赢得尊重。上述两位学者一直试图向西方国家解释：中国既没有在当时(前资本主义时代)、也不会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接管世界并成为新的霸主，但中国也不愿屈服于任何财阀霸主。

　　(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