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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中国式信仰

发稿时间:2014-01-06 00:00:00   来源: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铁川

  自有人类就有鬼神崇拜,但因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差异、社会结构不同等因素,鬼神崇拜因而同中有异、林林总总。从中可以蠡测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某些文化心理。较之西方,我觉得中国传统鬼神主要有如下四个特点。

  理想人格化

  在中国的鬼神中,恶鬼恶神为数并不多,少有希腊罗马诸神之种种野蛮、残暴、淫乱、乖辟等传说。“人之正直,死为鬼神”的信念在中国从远古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其它不少民族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改变了这种信念。例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的正义和公正的化身,佛教认为人的本质是空的,人死后“五蕴”(色、受、想、行、识)散灭为空,不承认死后能变成什么鬼神。伊斯兰教信仰安拉是唯一的神。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神论,除了上帝和安拉之外,任何人都不能死后为神,佛教在死亡问题上是无神论。只有中国古代是多神论,而且神都是正直之人所变成。

  正直之人死后为神的鬼神观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死亡观。对于一些仁人志士来说,他们毫不畏惧死亡,孟子说:“杀身以成仁”;司马迁说:“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词人李清照更直言:“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陈毅元帅在枪林弹雨中,面对死亡的威胁,坦然地吟出“此去泉台(泉台即阴间)招旧部,十万旌旗斩阎罗”的诗篇。

  中国的鬼神之所以被理想人格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世精神和追求理想人格的理性精神所决定的。几千年来,中国绝大多数封建士大夫们著书立说,招收门徒,为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谓:塑造理想化的道德人格。上自君主,下自庶民,都有一种设计好的角色理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大多数士大夫的精力全都放到了这方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阴间的鬼神怎能不被士大夫们赋予道德理想的使命呢?

  正直之人死后为神的死亡观、鬼神观,对那些平素作恶多端的坏家伙来说,不啻是一种心理威慑剂。正义与邪恶不仅在阳间要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即使到了阴间,也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地袭用”(鲁迅语)。当然,正直之人死为神的死亡观、鬼神观,并不是科学的真理。人来自于自然,死后归于自然,自然而然,并没有什么鬼神存在。

  家庭伦理化

  中国的鬼神最初都是“单身汉”,但到后来都有了妻子,有了孩子。如灶神有曾灶、祖灶、灶公、灶母、灶夫、灶妇、灶子、灶孙、灶姊、灶妹、灶媳等,是一个含有上下五代的大家族,在民间供奉的灶神画像中,也是一为灶王爷,一为灶王奶奶。土地神到了明代已是一个含有土地神夫妇和一个儿子在内的三口之家。城隍神在唐代已有了家属、厨房。鬼神有家庭,这的确是中国鬼神的一大特点。其中原因,几乎是不说自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这是举世公认的。它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宗法家族组织,居处以族,迁徙以族,劳作以族,械斗以族,丧葬以族。封建统治者努力使家、国一体化,移孝作忠,儒生们更是喋喋不休地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鬼神家庭伦理化,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商品经济不发达,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就难以避免。中国人太富于人情味了,把天伦之乐推及鬼神,让鬼神在九泉之下也不感孤寂,子孙绕膝,其乐融融。

  世俗政权化

  在西欧中世纪,王权与教权并存,免不了斗来斗去。在阿拉伯世界,政教合一,完全是一片神的世界。而在中国古代,鬼神却世俗化了,成为世俗政权的附庸:阳间有一世俗政权,阴间则相应有一鬼神政权,并且,阴间服务于阳间。

  《周易》说:“圣王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设教”就是利用鬼神来辅助政令教化。它基于“阴阳表里”之观念(生为阳间,死为阴间),行于“阴阳分治”之细则(封建皇帝官吏治理阳间百姓,玉皇、阎罗、城隍、土地神治理阴间鬼魂),达到“监察官吏,愚弄小民”之目的。唐代张九龄的《祭洪州城隍神文》说“道虽隔于幽明,事或同于表里”;孟养性《庙碑记》说“天下府州县皆设立城隍之神,与郡守、县尹,阴阳表里。礼乐之用,刑政之务,则守令司之;监察之事,善恶之报,则城隍司之。故善良益知所观而祈其冥报,奸慝皆知所惩而畏其阴谴”(《齐河县志》)封建统治者那么厚爱鬼神,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在治理老百姓呀!

  内心体验化

  人们创造了神,划出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彼岸,那么如何去获知神意呢?如何沟通现实此岸与彼岸的关系呢?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作导引,而在中国古代,获知神意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做梦;二是“坐忘”,意念专一,使魂不守舍,远离躯体,以灵魂去与神游;三是昏迷,昏迷状态中,可以异想天开,可以遇见一切愿意看到的东西。这三种方法的实质,就是通过做梦、昏迷、坐忘,使灵魂与躯体分开,让灵魂去与鬼神交谈,听取鬼神指示。这种通过内心体验而获知神意的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内倾性格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没有组织化的教会可依靠,没有系统的教条可遵循,没有西方基督教式的牧师。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中国化的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都放在-个人的内心自觉。论画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名言,论诗则说“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推而广之,对鬼神自然也要靠内心去体验了。

  了解神意靠自己。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但另一方面也使某些人产生了自欺欺人、欺神的心理。西方人不能直接获知上帝的意图,所以才百倍敬重上帝,以实际行动赢得上帝的欢心与宽恕。而中国人既然可以直接获知神意,那么有时便不把神放在眼里,无所顾忌。例如,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时,总要用胶牙糖粘住他的嘴,不使他上天言坏事。其实,这是非常虚伪的,如果你平时正正派派地做人,灶王爷能讲你什么坏话?你平时胡作非为,而现在用一块胶牙糖粘住灶王爷的嘴就能一了百了吗?这是精神胜利法,还是鳄鱼的眼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