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鲁迅先生称之为“国民性”，其实这个比政治更重要。政治千变万化，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不太容易改变。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是余秋雨现在特别渴望的公众舆论氛围

　　2012年底，洋洋十八卷《余秋雨书系》出版，囊括了迄今为止余秋雨所写的全部重要作品，其中包括两部新作，《何谓文化》和《中国文脉》。一些读者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宣称“封笔”的余秋雨重新出山了？

　　对“封笔”之说，在余秋雨本人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没有打算过'封笔'，”余秋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再讲一下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在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过，'如果我们国家的盗版，得不到控制的话，我们的作家就都不能再写下去了。'结果给记者写成了我要封笔。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反盗版的意义上谈这个问题的。”

　　曾几何时，余秋雨引发过很大的争议，“秋风秋雨愁煞人”，给人骂了那么久，他心里似乎总有那么点疙瘩：“我觉得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当然会有不同的爱好者人群，这太正常不过了。你可以喜欢这类，也可以喜欢那类，但是不喜欢就要骂，我不赞成。”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他特别提到了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章先生去世之前，曾为余秋雨辩白：余秋雨没有抄袭他的《洪升年谱》。

　　“我和章先生并不相识，”余秋雨对本刊记者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

　　毫无疑问，“余秋雨”不仅是作家富豪榜的常客，还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数年前，上海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2012年10月，“秋雨书院”又在北京举行了揭牌仪式，当然，其间舆论既有支持鼓励，也有批评嘲笑。

　　或许因为这些年来遭遇的这么多情况，“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是余秋雨现在特别渴望的公众舆论氛围。

　　几位巨匠回答了“何谓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本书名叫《何谓文化》，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大？

　　余秋雨：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顺序是倒过来的：先有文稿，后有书名。

　　创作契机是因为我以前在海外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问起：“何谓文化？”越是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就越明显，大家很希望有一个文化人来讲讲：到底什么是文化。

　　在台湾，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位五星级市长，当选的市长会邀请我去作一次演讲，讲讲什么是文化。我也很努力地想过这个问题，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一群已经离开我们的文化巨匠，他们用生命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五位巨匠。

　　一位是大家熟悉的谢晋导演。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弱智，在这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儿子，每天都在透过门孔向外看，等待着爸爸回家。由于每天都趴在门孔上，眉毛都磨光了，就是为了等谢晋回来。我听后觉得很感动，后来我说：“谢导，其实这个门孔、这扇门就是文化。即使门在关闭的时候，也会从门孔透出一丝亮光；透过门孔，让大家看到世间的风光、人性的风光。而你呢，就像你的儿子一样，不离不弃地守着这一点亮光。”

　　谢导听了我的话也很激动。大家想想，谢晋导演的一生拍摄了那么多精彩的电影，而当他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背影。我曾在书中写道：我们经常会流泪，但是这个流泪不是基于同情，是出于仰望，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化人。他把一个精神混乱的漩涡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圣殿。这就是谢晋导演。

　　他去世的时候，我为他撰写了碑文，这篇碑文也被收录在了《何谓文化》里。就我来说，谢晋导演的一生是一个极度富有责任感的、充满着古典主义的一生，他是用生命来填充“文化”二字的。

　　第二位是巴金。提到巴金我们就更熟了，他活到了100多岁。巴金为人朴实，他不是闯将，也不是会高声呐喊的人，他用温和的眼光，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坚持人道主义、坚持自由。而在1976年以后，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批判一些“棍子”，包括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另一件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呼唤大家“说真话”。巴金有一部书就叫《说真话》，他呼吁自由、呼吁人道。他先撤“棍子”，然后呼吁大家“说真话”。

　　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像巴金这样的人和事就构成了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位是黄佐临，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他是萧伯纳的学生。萧伯纳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文化大师。黄佐临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是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天就从英国回来。在临走之前，黄佐临先生曾去找过萧伯纳，萧伯纳以为，黄佐临先生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想留在英国而去找他的，但是黄佐临却是为了回国，并且在临别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种国破家亡的事情，一定要回去。”这叫“赴国难”。

　　回国后，他居然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喜欢的老演员都是他带出来的。这让我们感觉在战争时期，文化人也可以表现出尊严。我觉得黄佐临很了不起，所以我书里写道：“最好的艺术的背景应该是黑色，而不是金色。”他就是在黑色的环境下，依然创作出那么好的艺术来。

　　1949年后，黄佐临先生提出了“三大戏剧体系观”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写意戏剧体系观”的主张。这是轰动世界戏剧界的成果，这一点也证明了，就算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文化也有声音，也有作为。这就是我从黄佐临先生那得到的回答。

　　我想大家已经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想通过一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来说明“何谓文化”。这些巨匠用他的生命诠释了文化。这样的回答比起学术回答会不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周总理和章先生

　　《瞭望东方周刊》：书里还有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篇幅，作为一本诠释文化的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位政治人物？

　　余秋雨：我讲到了周恩来总理，讲述了他是怎么在“文革”当中，在文化最混乱的时候，排除万难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十年的“文革”破坏了很多文物，但是为什么兵马俑、河姆渡文化遗址这些对我们有着崇高意义的文物遗址都是在“文革”中被发现的？这都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是他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我虽然没有见过周恩来总理，但因为他对文化的巨大贡献，我也将他加入了《何谓文化》里，他是书中唯一一个不是文化人的政治人物。

　　我还写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文化人，这个人叫章培恒，是复旦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被日本的学者称为“继钱鍾书先生后，最重要的文史百科全书”。

　　我这个人，没有任何职位，有名无权，老在报纸上被人骂来骂去的。在我挨骂的时候，中国文化人都是看热闹的多，但每次总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这人就是我并不认识的章培恒教授。他当时病得很重，还为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很想感谢他。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所以关于他的章节就叫《欠君三拜》。因为我欠章培恒教授三鞠躬。

　　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得过一个很重要的奖项，奖杯的底座是一只陶制的骆驼。虽然不值钱，但是有个象征：你们都是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人。当时发奖的时候，有20个人获奖，但是有10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家属来领奖的，当时走在最后的就是章培恒这头骆驼和我这头骆驼。

　　尽管我没有和他讲过话，但是我认为，这头骆驼在倒下前，将最后的热情转达给了另外一头骆驼。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即使有多么不好的环境，他也会发现自己的同类，而且把最后的热量，交付给他。尽管他们之间根本不认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