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沁园春·雪》有“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名句。汉武帝得“武”字谥号，自然是因为在军事方面功业显赫，正如清代学者赵翼评价汉武帝时所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然而，班固在《汉书·武帝纪》的赞语中，却着力宣扬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写道：“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他说，西汉王朝承接前世落后残破的历史遗存，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顾不上着手从事文化建设。汉武帝刚刚即位，就罢黜诸子百家杂说，推奖儒学经典《易》、《诗》、《书》、《春秋》、《礼》、《乐》。于是聚集海内人才，举用俊杰之士，和他们一同建立大功业。兴办太学，改定正朔，修正历法，调和音律，创作诗乐，施行封禅，礼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绪统有以承继，其号令文章，焕然而多彩。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也并不过分啊！

　　班固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评价。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

　　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

　　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叔父辈的长者，为人酷爱读书奏琴，有艺术专好，不喜欢到野外游猎以及竞赛犬马之足的贵族游戏。他组织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淮南鸿烈传》。当时汉武帝也醉心于文学艺术，对于刘安的博学好文多艺，从内心尊重。汉武帝每次回复他的上书，以及致信刘安的时候，都召司马相如等文士帮助润色草稿，吸收他们的意见，修改定稿之后方才发出。起初刘安入朝，献上《淮南鸿烈传》的内篇，汉武帝予以珍藏。又请他为《离骚》作注解，刘安天亮的时候受诏，早餐的时辰就呈上了定稿。他又向汉武帝献上《颂德》和《长安都国颂》。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安的赋作多达82篇。每次宴会，汉武帝和刘安谈论各种学术和赋颂的创作和欣赏，经常到晚上才能结束。许多人都只知道汉武帝和刘安是激烈角逐政治权力的对手，却不了解他们也曾经是有共同爱好的忘年的文学之交。

　　《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宋代学者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八写道：汉武帝的作品，“《外戚传》有《伤悼李夫人赋》，《文选》有《秋风辞》，《沟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清代学者沈钦韩指出，《艺文志》所说汉武帝自己创作的两篇赋，就是《伤李夫人》和《秋风辞》。应当注意到，东汉时期成书的《汉书》著录汉武帝所作赋，面对的已经是前代作品，和清代人说乾隆帝诗作不同，不必怀疑记录者有谀美之心。《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

　　《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其中“携佳人兮不能忘”，往往又写作“怀佳人兮不能忘”。“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等句，富有深意。《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也有人批评：“汉武帝《秋风词》尽蹈袭楚辞，未甚敷畅。”然而其艺术感染力之强，是明显的。唐代诗人李贺《金銅仙人辞汉歌》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澘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诗的第一句即“茂陵刘郎秋风客”。“秋风客”成为汉武帝的代号，正是因为《秋风辞》的缘故。苏轼《过莱州雪后望三山》诗“茂陵秋风客，劝尔麾一杯；帝乡不可期，楚些招归来”句，《安期生》诗“茂陵秋风客，望祀犹蚁蠭；海上如瓜枣，可闻不可逢”句，也是同样的例证。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一“飞廉馆瓦”条说到元人王恽就一用汉飞廉馆瓦当制作的砚台写诗，也称汉武帝为“秋风客”：“元王文定恽《秋涧集》有《飞廉馆瓦砚歌》，略云‘刘郎杳杳秋风客，神鸟冥飞忆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门风冽冽’云云。”

　　元代学者刘詵《桂隐文集》卷二《夏道存诗序》写道：“诗之为体”，从《诗经》之后，自李陵、苏武《送别河梁》至无名氏《十九首》、曹魏六朝、唐代韦庄和柳宗元为一家，称为“古体”。自汉《柏梁》、《秋风词》逐渐演进到唐代李白和杜甫为一家，称为“歌行”。又说，“古体非笔力遒劲高峭不能，歌行非才情浩荡雄杰不能。”这种说法，肯定了汉武帝诗之“才情浩荡雄杰”，也指出了这些作品作为“歌行”一体之起源的地位。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记载，汉武帝思念李夫人，有方士以方术招其神魂，汉武帝只能遥望，更加相思悲感，于是吟叹著名的诗句：“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曾经有所评价：“随事兴咏，节促意长，殆即所谓新声变曲者也。”宋代学者叶适《习学记言》卷二三《前汉书列传》则批评这一“汉武伤李夫人诗词”和李延年《佳人》歌以及司马相如词赋等都是一路货，并且以“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相指责。此中所见对待真实情感的不同态度，其实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的强烈反差。至于被收入《全汉赋》的唯一一篇汉武帝名下的真正的赋作《李夫人赋》，其中“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等句，以及篇末“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乎哀哉，想魂灵兮”的感叹，感情的真切和文辞的质朴，都值得赞赏。

　　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告诉我们，汉武帝可以说是一位历史上少见的富有“文采”的帝王。班固“卓然”“焕焉”云云，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而毛泽东词作中所说汉武“略输文采”，则是和“今朝”的“风流人物”相比照，视角有所不同，评价之新异，也是因为站在新时代的文化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