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全球供应链重塑、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及绿色能源转型等背景下，美国政府接连推出三大法案，财政大幅扩张旨在重振美国制造业。这既符合带动社会投资、创造更多就业的经济诉求，也符合当前大国博弈背景下追求供应链安全自主的政治诉求。

　　看似一举多得的美国再工业化计划获得美国国内众多拥护和追捧，也成为“拜登经济学”的重要主张之一。美国制造业回流现状如何，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否已经显现，本文拟通过分析三组数据对此进行探讨。

　　三大法案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建造支出快速增长

　　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了多个财政刺激法案。从2021年3月的《美国救助计划法案》(1.9万亿美元)、同年11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1.2万亿美元)，再到2022年8月的《芯片和科学法案》(2800亿美元)以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7830亿美元)，四大法案的合计预算规模超过4.2万亿美元，占到2022年美国名义GDP的16.2%。

　　如果说《美国救助计划法案》更侧重于疫情之下的临时救助，后三大法案则更加着眼于在中长期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并且带有浓厚的产业政策色彩。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政府投资实现带动民间投资、制造就业机会，提升能源和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安全自主性，同时加快推进能源转型。

　　受此推动，2022年以来美国建造支出迅速增长。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统计，2023年9月，美国建造支出季调折年数19965亿美元，同比增长8.7%。分部门来看，私人部门建造支出15559亿美元，增长6.9%;政府部门建造支出4406亿美元，增长15.5%。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支出大幅增加为主要贡献项，制造业支出1989亿美元，增长61.9%，贡献了同期建造业支出增长的48%，自2023年初以来月度同比增速持续高于60%。

　　此外，基建相关的多个行业建造支出均实现两位数的同比增速。9月份，能源、公路和街道及供水相关行业分别增长15.6%、10.4%和20.0%，三者合计贡献了建造业增长的22.9%。值得指出的是，该数据口径统计的是名义支出。据美国财政部研究测算，即便剔除了通胀影响，2023年美国实际制造业建造支出仍较2021年末翻了一倍还多。

　　进一步拆解制造业细分行业来看，计算机、电子及电气行业是制造业建造支出大幅增加的主要贡献。9月份，该行业建造支出为1126亿美元，同比增长1.4倍，占到制造业建造支出同比增加额的79.4%。这可能与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实行有关。该法案规定，未来十年美国将支出28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将用于科学研发和商业化，527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制造、研发和人才培养，另外还有240亿美元用于芯片生产税收抵免，30亿美元用于针对尖端技术和无线供应链的项目。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介绍，自《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以来，美国已有68个半导体生态系统项目宣布开始建设，22个州宣布将投资2190亿美元以提高国内芯片制造能力。

　　不过，尽管制造业建造支出呈现井喷式增长，工业产能有所增加，但目前尚未转化为产值。根据美联储编制的工业产能(最大产出)和工业生产(实际产出)指数，2023年10月，美国工业产能总指数同比增长1.5%，其中制造业产能同比增长1.3%，为连续17个月同比正增长。从具体行业来看，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电力和燃气公用事业分别增长5.2%和3.5%，采矿业下降0.2%。

　　与之相对，同期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0.7%，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其中，制造业下降1.7%，为连续八个月同比负增长。从具体行业来看，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采矿业、电力和燃气公用事业分别增长5.5%、2.2%和2.9%。

　　工业产能小幅扩张，实际产出小幅下降，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何美国建造支出快速增加，但美国制造业PMI指数一年多来持续位于收缩区间，11月份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PMI为46.7%，与上月持平。一方面，从建造支出扩张、投资增加到建成投产、批量生产存在时间差;另一方面，工业产能扩张主要反映政府投资增加对供给端的影响，而工业产出则更加反映需求端。由于美联储大幅加息，美国利率快速升高，同时薪资增速处于高位，新增产能的企业短期借款和人工等营运成本较高，扩产意愿不强。

　　美国制造业支出增加对新增就业拉动有限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成本更加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进程推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经济比重逐渐下降。1970年～2022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2.7%降至10.3%，制造业就业占总非农就业人数之比由24.5%降至8.4%。服务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和就业的主要支柱，其增加值占GDP比重由66.3%升至80.9%，就业人数占比69.4%升至86.1%(见图4)。

　　尽管2022年初以来，美联储激进紧缩对抗通胀，但美国劳动力市场韧性十足，失业率创下50多年以来新低，非农就业连续超预期。有观点将此归功于美国制造业回流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实际情况是，2022年初至2023年10月，美国非农新增就业累计718.1万人，其中，私人部门服务业新增就业546.3万人，占同期非农新增就业的76.1%，制造业新增就业仅为37.6万人，占同期非农新增就业的5.2%。从职位空缺数来看，同期美国职位空缺数月均为1054.8万人，其中，私人部门服务业月均空缺832.3万人，占到总空缺数的78.9%;制造业月均空缺76.2万人，占到总空缺数的7.2%。

　　从劳动力薪资来看，疫情后美国服务业薪资高于传统制造业，制造业对于劳动力吸引程度下降。2019年初起，美国私人非农企业服务生产平均时薪已超过制造业，而疫情后服务业劳动力短缺伴随着通胀上行，服务业与制造业薪资差距进一步拉大。制造业薪资相对较低对于生产方来说固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对就业者来说，服务业岗位空缺更多且薪资较高，有更高的议价权。更何况部分基础性服务业对于工作技能的门槛较低，而部分制造业工作则需要更为专业的训练和经验。

　　此外，美国的劳动力薪资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制造业回流可能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承担更高的成本。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153个国家或地区全部行业和制造业平均月薪为1292和1095美元，而美国则分别为4844和5458美元，为全球平均水平的3.7倍和5倍。

　　美国的商品出口市场份额并未出现上升

　　从国际视角看，衡量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需要观察是否提升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数据，2020年~2022年美国商品出口市场份额平均为8.1%，较2015~2019年均值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10类商品子项中仅有燃料和采矿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上升1.8个百分点，其他9类商品出口份额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这与美国近年来采矿业和能源业产能扩张，从能源净进口国变为能源净出口国有关。2022年美国出口前三位的产品分别为精炼油、原油和天然气，三者合计3595亿美元，占到当年美国出口总金额的12%。从最新的数据来看，2023年上半年，美国商品出口市场份额为8.5%，虽然较2022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但较2015年~2019年同期水平低了0.4个百分点。

　　作为热议的近岸贸易、友岸外包目的地，东盟五国+印度+越南出口份额的确有所上升，2020年～2022年均值较疫情前五年趋势值上升0.5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钢铁、办公和电信设备出口份额上升较多，分别为4.8个和2.6个百分点。相较而言，墨西哥的出口份额则略降0.03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农产品和运输设备上升较多，分别为0.3个和0.6个百分点。

　　同期，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均值较2015年~2019年上升1.6个百分点，高于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升幅。分产品来看，纺织品出口份额上升较多，为2.8个百分点，服装出口份额下降较多，为2.4个百分点。这或是因为中国加大了中间品的生产，同时将最终商品生产转移至部分东南亚国家。

　　综上，结合建造业支出、就业和出口市场份额三组数据看，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初现端倪，但后续的关键是能否转化成有效产值，带动相关就业并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同时，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拜登政府能否连任也将影响相关产业投资的连续性。如果相关制造业投资仅是政治主张推动下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有效拉动就业、产生经济效益，反倒是美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通胀面临上行压力使得利率维持高位，政府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大。

　　此外，美国三大法案的推出意味着产业政策的使用更加频繁，其他发达国家也有效仿之势。经济学界向来对于产业政策的好坏及有效性分歧较大：支持方认为产业政策有助于扶持新兴行业、加速培育行业龙头;反对方认为政府干预手段增加会导致市场扭曲、产生负外部性和对其他行业产生挤出效应。不过，若产业政策披上了政治主张的外衣，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的成本收益计算，供应链安全、国家竞争力等非经济诉求才是产业政策推出与否的主要考量。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