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60年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欧洲各国深陷其中，反映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不满资本主义的倾向日益强化，左翼政党联合趋势加强，左翼学派观点彰显，同时，爆发了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社会抗议运动。但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运动的思想相比，在这些遭受危机的国家中并没有出现对以反对现存资本主义体制为基本主张的左翼有利的局面。理论上，西方执政者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政策导致了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之际，正是左翼大有作为之时，而危机爆发4年后的现实是，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失利频频，左翼学派仍在学院的象牙塔里潜心研究，而左翼抗议运动虽曾如火如荼，却仍归于沉寂。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

　　左翼政党中性化和边缘化

　　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结构变动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政党政治，出现了党员人数减少、成员老化以及公民拒绝投票等现象，它迫使以阶级为政治认同基础的各政党顺应形势，转变理念和方式，采取“中性政治”改革措施。一些偏左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的理念和主张方面都进行了调整，以扩大执政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改变就是基本放弃社会主义目标而表现出亲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理念。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以工人和社会中下层人士为主体的政党，2003年为争取更多中产阶级加入，宣布《新中产阶级纲领》，目前实际已是“全民党”。民意调查专家曾经把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和选民划分出8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为此，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正在走向“后政党政治时代”，即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持续削弱。这些中左政党由于政策调整，基本上脱离了传统的中下层选民群体，而日益庞大的中间群体却对左翼政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导致左翼政党在各国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法国社会党2012年赢得了选举，但是其维护资本主义基本要素的理念与右翼趋同，认同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与右翼政党之间只是在政策选择的具体措施上有所区别。左翼联盟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左翼运动与生态联盟、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的支持率尚可，但芬兰左翼联盟、瑞典左翼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左翼政党“中性化”后遗症已经显现。

　　作为激进左翼代表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样力图把握此次资本主义危机所带来的机遇，但目前仍没有彻底改变其边缘化的现状。2010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第19次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经济危机的后果和共产党的任务”，并通过了文件《总结论：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日益深化条件下的共产党》。2011年，44个国家的5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第20届国际共产党人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不断深化的时代加强共产党”。另外，希腊共产党已经多次定期主办全球共产党会晤。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激进左翼政党的努力。但是，当前激进左翼的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方面，金融危机加剧了民众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为左翼团结和发动民众创造了机会，但各国政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戒备和限制；另一方面，受苏东剧变的影响，较长时间内共产党大都处于西方政治架构的边缘，其主张很难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民众对其政治主张的认同度一直较低。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遭受危机的时刻，欧洲右翼不仅占据了欧盟新一届议会的多数席位，而且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选中也纷纷上台执政，而作为主流左翼的社民党却频遭失利，共产党等激进翼的选票只在个别国家有所增加，在欧洲议会还有减少迹象。从国际的视角分析，当前国际力量的“资强社弱”格局虽较苏东剧变之初发生了一定改变，但还未达到根本逆转的程度，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尚显不足，领导政党尚不强大，且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些都导致在短期内激进左翼政党很难彻底改变其在国内政治结构中的边缘地位。

　　左翼学派研究学院化

　　当前西方学术界有很多左翼学派，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资本主义成为左翼理论界研究的关键问题，一些左翼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结合不同理论视角对金融资本主义进行了集中分析和批判，对它进行了原因与影响分析，同时提出了激进的或改良的解决方案。西方左翼学派普遍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直接原因就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正是追求资本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自由放任市场机制，最终促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左翼学者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机制、全球化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等角度深入分析此次危机的原因，如萨米尔鉠阿明、理查德德罗宾斯、詹姆逊、奈格里、福斯特、艾瑞克骀霍布斯鲍姆、哈贝马斯等，均从不同视角分析金融危机，批判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方案。不仅如此，在学术研究领域，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生态社会主义”等一些学派的学术研究开始为人们所瞩目。尤其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但是，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影响却大多数仍然局限于学术领域，对社会大众思想意识的影响力较小，当前流行于西方的“马克思热”也还仅仅局限在学术界与学术研究层面，鲜有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抗议活动中几乎听不到左翼学派的话语，看不到左翼学者的身影，在此次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罢工和抗议活动中，缺少像马尔库塞那样可以作为“学生运动的精神之父”的具有号召力和行动力的思想领袖，也缺少像“社会批判理论”那样具有重要现实批判力量的理论指引。

　　左翼运动组织消解化

　　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的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示威、罢工等活动并未转化为追求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国工会和主流左翼政党由于其中性化和亲资本主义的立场使其并不希望将抗议活动引向深入，而只是将其作为抗议当政者、扩大竞选影响、改善经济条件的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的调整而不是革命和替代。共产党、工人党则因遭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和执政者的多年打压，其动员能力下降，无力整合左翼力量和社会各阶层。另一方面，当前社会运动表现出其作为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的典型特征——组织消解倾向，这与传统左翼运动存在很大不同。这个特征也直接导致了此次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社会抗议活动当时影响很大，但却很快归于沉寂。

　　传统的左翼运动的两个突出特点都已被新社会运动所突破。第一，传统左翼运动非常重视集体行动和统一斗争，强调组织和机构的作用，奉行通过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和工会组织的组织和领导，把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人聚集起来，形成指导思想明确、目标一致的群众斗争。而20世纪70年代后在发达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则以非中心化、分散化、个体化、自我行动为特征，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参与人群庞杂分散，组织性无法与传统工业无产阶级相比，他们对工会等组织态度冷漠，入会率很低。第二，传统的左翼运动一般强调意识形态的指导，或信奉马克思主义，或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等，而新社会主义运动则强调观念和价值的多元主义，无法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归类。参与者的价值取向和独立意识，使得传统的政党和政治机构、传统的运动形式不适应他们的理念和要求，各种运动一般是各自为战，甚至人自为战，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几乎是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面前，左翼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承担起其历史使命，这一现实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左翼还有对策选择空间。第一，在左翼政党层面，对于中左翼的社会党、民主党来说，多年的政策中性化、全民党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反倒在现实中失去了自己的主流追随群体，因此，确立清晰明确的政治纲领是其今后的主要策略之一。对于激进左翼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积极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最为重要。一是如何加强团结和联合，长期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派别林立，导致对社会主义诸多问题的分歧认识，这种分歧严重削弱其影响力和战斗力；二是如何加强理论创新，提出有别于其他政治派别的、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摆脱危机的纲领，突破舆论封锁，争取话语权，树立起更具建设性、更有活力的新型政党形象。第二，在左翼学派层面，就左翼学术研究来说，走出学院的象牙塔，关注社会现实，把思想影响扩展到大众层面，并从社会实践中汲取力量，继续完善发展理论，使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其当前最迫切的任务。第三，就左翼社会运动来说，站稳其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立场，加强与左翼理论界和左翼政党的联合，寻求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运动组织，在网络化的基础上加强组织影响力，改变组织消解倾向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