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真是匪夷所思，两年前当我回到埃及时，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把大权传给儿子贾迈勒(Gamal)的计划还被视为一个既成事实。我开始呼吁建立一个以基本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为基础的新埃及，却反而被扣上了反伊斯兰分子的帽子，谴责我是一个美国、以色列甚至伊朗特务。埃及当局侵入了我女儿的Facebook账户，把她的私人照片在网上四处发布。

　　因此，去年2月11日在我一生中是个难忘的日子：在那个温暖的夜晚，开罗解放广场(TahrirSquare)上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大屏幕，收看仓促任命的副总统宣布穆巴拉克即将下台。我从来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然而一年之后，埃及再次陷入混乱。在这场以希望为基础的革命迎来周年庆之际，数百万人再次涌上街头，批评军方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表现笨拙。许多观察人士指责过渡方案变来变去，经济发展也步履蹒跚。国家安全机器已经失灵，前些天发生的足球惨案就是一个可怕的例证；其内部人员和文化仍然与穆巴拉克时代无异。然而我们应该降低对埃及民主的期待吗？绝对不应该。

　　当然，这是令人失望，也经常让人困扰的一年。军方接管政权时，迎接他们的坦克的，是民众的欢呼和鲜花。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守护者。然而军方并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民众也未曾期待由他们管理国家。军方最初表示过渡需要六个月时间。这种说法十分天真。我当时说需要两年时间建立起民主框架，倡导建立一个由平民和军人共同组成的过渡委员会，并召集大会起草宪法。应该给新政党留一些时间进行组织，接触民众。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举行选举。

　　然而事件发展未如我所愿。当我受邀首次与他们举行会晤时，军方已经规划了一套截然相反的进程。其结果在意料之中，变成了一场怪诞的宪法和政治歌舞伎表演。先是宣布就宪法修正案举行公投，然而若干天后就予以废止，由军方起草的临时版本取而代之。我在去参加公投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我的汽车被砸，袭击者似乎是为国家安全部门效命的暴徒。

　　议会下院的选举花了三个月才完成，又等了两个月才选出第二个软弱无力的内阁。对于新选民来说，这一切十分令人费解。选举是否自由和公正？是的，但它并不具有代表性：点燃革命之火的年轻人最终只赢得了有限几个席位；女性比例不足2%；科普特基督徒占埃及人口总数的10%左右，席位却少于2%；伊斯兰主义者的比例高得离谱，在70%左右，原因在于埃及人正在寻找一支强大的势力，代替穆巴拉克政权成员。

　　所以尽管理论上，我们按照日程表会在6月底之前过渡到民选政府，但真正的挑战却将从7月新领导班子就任时开始。

　　过渡政府的表现显然达不到预期。埃及民众几乎没有见到任何积极的转变。政府控制的媒体现在已经不再是穆巴拉克的喉舌，而是转变成了军方的喉舌。从2011年初至今，已经有近1.2万名活动人士面临军事审判，而广受抨击的《紧急状态法》仍然没有完全解除，这一切都令埃及人十分愤怒。

　　缺乏安全保障和清晰的政治规划，对埃及经济造成了重创。埃及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缩水近三分之二，经济学家称只能维持到3月。约有1000家工厂已经关闭，旅游业已经枯萎，外国直接投资停滞，失业率高达15%。这些问题大多是革命初期的症状。可是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这些确实是革命初期的问题，而不是预示着更大的混乱？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将在几周后出台的宪法。这部宪法能否保障人权和自由？新的议会和政府能否在法律实践中兑现这些保证？它们能否让如此之多的埃及人脱离贫困？

　　一些人对伊斯兰主义者的影响力心存疑虑。在被逐出政治舞台长达几十年后，他们并没有执政的经验。在革命之前，我们曾并肩作战，但在新埃及，我们的观点却存在分歧。去年1月28日傍晚，他们的两位领导人在离开我家后遭到逮捕。其中一位现在已经成了议会的议长。我上周曾打电话祝贺他取得胜利。我估计伊斯兰主义者会团结其他政治派别，支持自由市场，并采取务实策略。

　　现在，我们应当摒弃分歧，我们需要一个团结的埃及才能拥有的力量：保障司法独立、保护媒体自由和公民社会，发挥埃及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力。由于缺乏民主框架，我最近退出了总统竞选。我相信不涉足政治混水，我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希望能够帮助那些点燃革命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使他们能够在下次选举时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我还希望专注于增强我们日渐消退的政治凝聚力。

　　我并没有幻想：前方的路途漫长而艰难。然而我们已取得了一项能够增强信心的、无可否认的成就：恐惧的文化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尽管过去的一年有过起起落落，但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的革命终将胜利。

　　（作者是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荣誉退休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