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似乎形成“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规矩。

　　1995年，希拉克上台伊始，提出社会保障拯救计划。但政府的设想还未付诸实施，就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抗议浪潮，许多改革计划被迫中止。

　　1997年，希拉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立法选举，企图强制推行改革。但选举前，关于希拉克将在选举获胜后大幅削减福利经费、推行强硬改革路线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大批福利制度受益人的恐慌，结果左翼在选举中获胜，希拉克拟议中的改革尚未实施就胎死腹中。

　　正是在这种“政治诅咒”下，2012年法国大选几乎无人提及对福利制度的深刻改革，仅争论细枝末节，而回避真正的问题。

　　法国“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覆盖全国99%的人，并且条分缕析覆盖各个特定人群，由此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攀比”，也拉高了政府支付社会福利的成本；但如果不攀比，则又容易造成社会阶层的分裂。

　　在高昂的福利支出面前，过去35年来，法国从未实现过预算盈余或平衡。有如养老金赤字已经成为法国政府的一大痛处。

　　由此，主要候选人萨科齐和奥朗德在经济上是紧缩还是刺激的分歧，被大选舞台上的聚光灯照着，分外显眼。选民开始了“站队”。

　　少人问津的福利制度

　　平等观念恐怕在法国体现得最为突出。法国福利制度的核心理念是在生活顺利时，所有公民都可享受到同等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和医疗；而在境况不好时，则可获得必要的帮助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例如对失业的保障。

　　“在养老、医疗、家庭补助等方面，法国可以说是最为慷慨的国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攻福利制度的研究主任阿兰·特拉努瓦（Alain Trannoy）称。

　　特别是在医疗保险方面，不仅领薪者本人可享受，其配偶、子女及其赡养的老人也都能享受，这种连带关系使医保覆盖了全体社会成员。但正是这种平等观念，一旦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就会对社会冲击巨大。

　　对退休年龄的争论，是大选中唯一牵扯到福利制度问题。现任总统萨科齐在5年前承诺进行改革，但直到任期将要结束，才最终将法国的退休年龄从60岁升至62岁，在其间他抵住了多次百万人游行抗议的压力。

　　中左翼的奥朗德反而对不受欢迎的62岁退休制提出挑战，称连续工作41年者可以在60岁退休，其他退休条例还可以商榷。

　　即使如此，经合组织（OECD）的法国经济专家巴拉日·埃格特（Balazs Egert）认为当下的讨论有些枉然。“应该将退休年龄与寿命长度的变化挂钩，就不需要每5年就争论一下是否需要提高退休年龄。”

　　实际上，养老金的赤字已经是法国政府赤字的一个重头。养老金的赤字已经达到100亿欧元，这些全部都由政府发行债券来填补漏洞。

　　OECD的埃格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将退休年龄与法国人的寿命长度自动关联，这将是一种“自然的过渡”。

　　对于社会福利来说，除了其可持续性，对人的激励设计也同样重要。在法国，年龄在50岁以下的劳动力失业后可领取2年的失业保障；50岁以上则可领取3年的保障。

　　尽管这种机制不至于让人因失业而穷困潦倒，但却没有任何机制帮助失业的人提高其工作技能，摆脱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命运。这也部分造成社会阶层的分裂。

　　谁来为高福利买单

　　优厚保障的背后是资金的支持。法国的福利保障一方面由企业和个人缴纳，一方面靠公共支出支撑，这两部分都对法国的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在企业和个人缴纳方面，医疗保险和福利费用等非薪资劳工成本占到总成本的49%，比德国的28%几乎高一倍，“这直接导致了法国的人力成本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阿兰·特拉努瓦说，“这本应该是此次大选最急迫考虑的问题，但是很遗憾，没有候选人对此寄予重视。”

　　从1999年至2010年，德国单位劳工成本仅上升2%，而法国的升幅超过20%，这是因为法国通过促使薪资上升以刺激国内需求。2000年，法国每小时的人力成本比德国低8%，而今天则要比德国高出10%，德国联邦统计局称，2010年国内时薪平均为29.20欧元，比法国低12%。

　　这直接造成法国自2000年就开始一直为经常账户逆差，而在1990年代一直是保持顺差，在法国2011年贸易逆差达到696亿欧元，较2010年515亿欧元的逆差大幅扩大，为历史最高值。

　　欧洲有两种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一种是俾斯麦创立的德国模式，另一种是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以职业义务保险为基础，只有就业者及其亲属方可享受，资金来源主要为按工资比例计征的分摊金；英国模式则面向全体公民，所需资金来自国家税收，由国家统一管理，人人均可享受。

　　法国模式既有德国模式的经验， 又汲取了英国模式的某些特点，资金部分来自国家税收，另一部分来自雇主和领薪者缴纳的分摊金。

　　这造成一方面企业和个人的赋税比例过高，削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热情。据KP摩根统计，法国对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个人赋税比例要超过英国、丹麦和瑞典。

　　法国的大公司在进行产业转移时呈现出与德国不同的路径：法国往往将整个生产线转移至低成本地区，而德国则部分转移生产链，研发、企业策略和高附加值的部门仍留在德国。例如位列世界500强的法国企业施耐德每年仅有8%的营业额发生在法国本土。

　　埃格特分析称这与法国的人力成本和赋税负担过大有关。而更令他担忧的是，法国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还要大于这些大企业，“大企业可以通过将业务转移至国外，或者优化纳税结构相对减少交税的数额”。

　　另一方面，在过去35年来，法国从未实现过预算盈余或平衡。由于在经济危机期间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预算赤字在近年来飙升至GDP的5.2%。

　　“这样的赤字规模由两方面原因造成，要么就是税率过低，要么是支出过高，但法国税收水平已经很高，所以问题可能出在支出方面”， 埃格特称。法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6%，远高于OECD国家43%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福利条件最好的瑞典还要高出6个百分点。

　　OECD就此给出的建议是，法国应该建立一套系统审视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效果的机制，例如如何保持医疗福利的高水平服务，但同时加强其支出的效率。

　　一方面是企业赋税过高，导致竞争力丧失，另一方面又是公共支出高涨，埃格特和特拉努瓦开出了相似的解药：转向英国模式，减少企业和个人缴纳的负担，增加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的税收渠道，“优先考虑环境税和财产税，增值税次之”， 埃格特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