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4月26日—5月3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日本首相自2006年之后首次对美展开此类访问。其间，安倍首相还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凸显出美国对于安倍此访的重视。

 

　　为何安倍能够获此殊荣呢？究其原因，可以从国内层面与地区层面两个角度来考察。

 

　　就国内层面而言，安倍政权的稳定性使其成为美国可以寻求展开长期对话与合作的对象。从美国角度来说，由于其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必须要稳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同盟体系，美日同盟则是其亚太同盟战略的基石。正因如此，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前不久的亚太首访将目的地选在了日本。另外，美国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其中一个重要对象就是日本。近日，日本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东京举行了部长级谈判，双方表示在TPP谈判上取得显著进展，但有些问题仍待解决。因而，美国给予安倍此种待遇是期望他能投桃报李，在TPP谈判上尽快与美国达成妥协。

 

　　从地区层面来看，东北亚复杂的安全形势为美日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提供了动力。日本安倍政权一直试图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并在美国的默许下实现了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并获得了美国关于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明确承诺。这些“胜利成果”进一步刺激着安倍政府继续往前迈进，以至于企图要逐步突破日本《宪法》第9条的限制。实际上，2015年3月20日，安倍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日本自卫队和他国军事训练的目的进行说明时便将自卫队称为“我军”。他表示：“我们将通过训练提高我军的透明度，目前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如此做法引起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韩等国的高度警惕。因此，日本试图寻求美国的进一步支持，其手法在于渲染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对美国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以及日本在维护美国地区利益中的作用。4月10日，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智库防卫研究所发表了2015年版《东亚战略概观》，分析了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其中便指出“美中的战略对立越来越明显”，并强调“导致东亚发生不测事态或军事冲突的安保风险在加大”。与此同时，美国也确实感觉它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刚刚公布的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日本在美日安全体系中的作用也是美国所乐见的。

 

　　尽管美日双方有着十分清晰的安全利益，并希望通过安倍此访能够进一步巩固双边同盟关系，但安倍访美实际上也给美国出了个难题，集中体现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方面。4月22日，安倍在亚非会议上发表演讲，声称日本将“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一切国际纠纷”。但安倍对日本过去的历史仅称“深刻反省”，拒绝使用“道歉”“侵略”等词。4月27日，安倍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问答环节，安倍表示，他将继承日本官方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表态，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与往届日本首相并无不同，但他并未就“慰安妇”等日本二战罪行直接道歉。这种含糊的语义表达令外界对于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立场产生了极大怀疑。对于安倍在亚非会议上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国际社会广泛期待日本能够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以此推进与亚洲邻国的和解，取信于国际社会。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敦促日本政府“表明正确的历史观”。甚至连英国《金融时报》也发表社评称，“安倍健忘症”（Abenesia）“是一个巨大错误”。

 

　　对此，美国也颇感为难。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这个盟友为其冲锋陷阵。对于日本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的表现，美国还是首肯的。但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不仅仅在于维持一个稳固的美日关系，还包括经营好地区内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包括与中国的关系。因而，美国需要把握好一个平衡点，既要让日本感到跟着美国干是有利可图的，又要让日本知道其行为的底线在哪里，以便让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信任美国仍将发挥地区稳定之锚的功能。

 

　　与此同等重要的是，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态度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修正历史就是要否定、颠覆战后的国际与地区秩序，而维护国际秩序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项持久国家利益。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安倍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在美国看来，乌克兰问题已经表明，二战后欧洲的秩序安排受到了现实挑战。在亚洲地区，日本会否成为二战后秩序的“破坏者”，这不得不令美国深思。事实上，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已经多次就日本的历史认知问题表态，这可被视为美国政府与社会对安倍政权的警醒。

 

　　不仅如此，从两国的社会认知层面来看，美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看法也存在较大差异。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4月7日发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合理的，而美国受访者的这一比例则高达56%。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历史认知问题不仅是亚洲国家，尤其是中韩等国关注的焦点议题，也是美国所关心的事关二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核心议题。鉴于此，中美等国在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与东北亚地区稳定、共同监督日本的历史认知、促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