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意识形态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重大的变化。以前的批判是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呀，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呀，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呀，民主制度是保护富人，欺压穷人的制度呀，等等。所以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也就是说，以前批判资本主义是从平等的角度出发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能够取得这种发展，明显与我们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关。如再运用传统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无异于是在批判我们自已，也无法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喝赞歌。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是稳定中国现行制度，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需要，是一些“学者”的任务。所以必须另寻批判的路径。正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西方经济增长缓慢，为我们从效率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依据。但这种批判，不仅与以前的批判存在矛盾，也与经济规律，经济常识相违背。

　　一，西方国家的“发达”是西方国家“危机”的根源

　　先不说西方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没能很好的回答西方国家为什么比其它国家更发达。但讨论这个问题牵扯的方面大多，费时费力，所以暂搁一边。我们先来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发达，当这种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个国家的发达，首先表现在商品增加，当商品在本国出现饱和时，发达国家要维持经济发展，必然寻求商品的扩张。取消贸易管制，打破国家权力对商品市场的分割，正是发达国家率先提出的。商品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流动，无疑可使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同时也使发达国家更发达。但是，当这种发达达到一定程度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本在不断提高。A，生产过于集中于发达国家与资源并不全在发达国家，提高了发达国家的采购成本。B，生产过于集中于发达国家与市场在全球，提高了发达国家的销售成本，C，由于发达国家的发达，人民收入普遍获得提高，相比于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生产的劳力成本在提高。而且劳力成本的提高是发达国家生产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提高是相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不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市场的低成本优势，而且由于不发达，人民收入低，还拥有劳力低成本优势。当发达国家的高效率不能对冲资源市场劳力的高成本时，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转移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生产低成本，技术高收益的选择，使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流向不发达国家，投入在地城上的变化，带来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二是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以劳力成本低为主的生产成本低带来产品价格低(非生产效率高带来的产品价格低)，在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市场份额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遏制并减少高劳力成本产品的市场份额，从而萎缩高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某些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低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不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增长。一萎缩一增长也是一种产业在地城上的转移。

　　显然，产业转移具有此消彼长的效应。如果中国代表不发达国家，美国代表发达国家，则中国制造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制造的萎缩;中国就业岗位的增加，意味着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中国GDP的增长，意味着美国GDP的潜在下降。这是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缓慢，不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加速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经济因技术创新，和服务产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可带来经济增长，但这种产业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制造业小。制造业的停滞和萎缩，是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同样，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非制造产业，如农业，房地产业，第三产业的推动，但显然，制造产业不但是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而且其引领和对其它产业(如房地产业，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这里存在一个拐点。当发达国家生产的边际成本超过不发达国家时(生产的高效率不能对冲生产的高成本)，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中，不发达国家出现生产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就会由商品输出型国家转变为资本技术输出型国家，不发达国家则成为商品输出国，外在的表现是发达国家由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资本技术输出不会带来本国经济增长，甚至潜在的减少本国经济的增长，却会加快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主要是由不同国家生产成本之间的比较带来的，而非是生产效率的降低，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制度或文化的什么无关。

　　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发达”，而不是“生产效率”或“创新能力”降低，所产生的“危机”，能是危机吗?作同样的推理，只是由于中国的“不发达”，而不是“生产效率”或“创新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奇迹”，能是奇迹吗?

　　但产业转移既然是国家间生产边际成本的比较带来的，只要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高于其它国家，那么产业转移，可以拉近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不可能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除非它的生产效率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会因产业转移而消失，最终会表现在生产效率的差距上。当发达国家生产的高效率能够对冲高成本时，产业转移就会停止。所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都是生产效率不能提高的国家，它们借助产业转移，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却由于生产效率没有提高，只能停步于这一水平。中国能不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完全取决于生产效率能不能赶上和超过美国，而“西边的太阳”是不是“快要落山了”，也取决于它们的生产效率是不是会下降。

　　二，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发展速度低于不发达国家的学习性发展。

　　我们常说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除了后发国家的低劳力成本优势之外，还在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学习性的发展，相对于先发国家的创新性发展是一种优势。学习明显比创新更快。创新是一个向各方面探索和试错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和偶然性，因而是缓慢的。学习则有固定的方向，学习性发展，通过对现有成熟理论的学习和具体化，或对现有器物的模仿，或更直接的技术引进和购买，可获得比创新性发展更快的速度。先发国家没有学习性发展，它们不但在科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处于世界前沿，而且在实际的生产技术上也处于世界前沿。所以才叫先发国家，只有后发国家才有学习性发展，因为学习更快，所以是后发国家的优势。

　　我国的报刊上常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这话没错，但以此骄傲却完全错了。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甚至购买先进生产技术来较快的达到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而发达国家的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可能有学习和技术购买，只能是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因而是更为艰难与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发明汽车和汽车制造技术发展汽车产业，比学习或购买现成技术发展汽车产业，其难度不知要高多少倍。后发国家通过学习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比发达国家通过创新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更快，能是后发国家的骄傲，而不是先发国家的骄傲?

　　学习性发展优势，即使在不实行开放的国家中，也明显存在。比如中国或朝鲜的原子弹制造。当一个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时，领导的意志，能够集中最大的人力物力，通过前面所说的学习过程(成熟理论的学习与具体化，器物的模仿，技术的购买与引进)，容易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但这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当然从办成功领导偏好的某一件事的角度看，比一盘散沙更优越)，本质上仍然是学习比之创新更快的优越。而创新却不是集中人力物力就一定能成功的。人力物力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创新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资金投入，不会有创新，但有资金投入并不等于一定有创新。同样，没有知识没有大学不会有创新，但有知识有大学也不一定有创新。爱迪生的发明，不是给予了他多少钱，也不是他有多少知识，而是他天才的灵光闪现。只有当个人的思想得以完全自由时，才可能有尽可能多的创新出现。科技的发展也不是平稳的线性发展，它具有跳跃性，偶然性。

　　显然，学习性发展确实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也一定会带来后发国家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先发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最先进，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依赖创新，创新的艰难与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很快。或许由于某一重大技术突破(如信息技术的突破)，可带来一段时间经济的较快发展(如上世纪后期信息产业的发展)，但这种突破不是规律性的一定会有，它具有偶然性，起码在时间即何时出现上具有偶然性。所以，发达国家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却显得停滞，取决于它们的创新。不发达国家则可不依赖创新也可带来经济发展。它们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不存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体制上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一定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

　　创新是人类发展的动力，用时新的话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应该是体制优势最本质的体现。一种体制或模式如果不能使人民的创造力得以发挥，那这种体制便不是最好的体制。经济发展很快并不一定能证明体制优越。比如依靠低劳力成本优势，比如依靠自然资源优势，比如依靠后发的学习优势，带来的经济较快发展，都无法证明其体制一定优越。“中国奇迹”来源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及技术的学习和购买，却少有创新，活力在何处?如何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相反，美国虽然经济发展缓慢，却是世界公认的最有创造力的国家，在制造业萎缩的情况下，仍能通过创新获得一定发展速度，想来决不会“日薄西山”。

　　把因学习型发展带来的更快速度，创新型发展难以速度很快，作为歌颂中国体制，批判西方体制的依据，忽视了学习比创新更快的常识。并不具有说服力。

　　三，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是人民幸福的体现

　　2012年，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访问美国，关于美国经济有一段话，大意是：你们人力成本高是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的跑步选手了。[page]

　　这话当然针对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和美国为保护美国就业的一些贸易措施。从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角度看，这话或许没毛病。但从国家的角度看，这话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可笑的。经济发展的目的对企业和国家来说，并不完全重合，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和自身发展，所以把工人工资高看成是成本高，降低成本是企业家增加利润和谋求发展的一种方法，而国家追求的是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民收入高同时也就是人力成本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成本就是劳力市场价格，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体现。你叫美国精英如何去降低“高昂的人力成本”?即便由于人力成本高导致美国经济下行，人民收入可能或已经被逼下降，美国精英也会倾尽全力，想各种方法来保住这“高昂的人力成本”，他们怎么会想办法去主动降低呢?人民收入被迫下降是一回事，想办法去降低收入又是另一回事。当然，我并不赞成美国的保护措施，这对中国不公平。但一个国家的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不想办法去提高人民收入，反而在挽救经济的口号下想办法减少人民收入，那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柳传志的观点反映了资本家的观点(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把资本家当成贬义词，而是等同于企业家)，因为资本家并不希望工人收入高，这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我也不从资本家想获得更多利润方面去考虑，只是从企业之间的竞争去考虑)。但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支持资本家。美国现在的人力成本确实很高，却是由于它们的民主制度带来的。

　　A，通过法律遏制资本的分配权力，比如最低工资的限制和劳工权利保障。B，赋于并保护工人组建自已工会组织和抗议罢工的政治权利，弥补其经济权利的不足，以对抗资本权力。使劳资之间的博弈更为平等。C，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确立社会福利，一方面实行了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减少工人选择企业或职业的被逼迫，增加与资本谈判的筹码，从企业外部即社会的角度约束资本权力。避免工人即使是很恶劣的条件，也得求资本家给个工作。应该说，美国工人依据人权和民主，收入在提高，幸福在增加。多已进入中产。所以，资本主义的民主并不是富人的民主。

　　为了歌颂中国“奇迹”，贬低西方民主制度，我们现在竞然完全颠复我们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能够使大部分普通人收入不断提高，并在逐步消洱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资本主义罪恶的民主制度，当成是资本主义已丧失活力的依据。比如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高工资，高福利，是滋养“懒汉”的温床呀，是造成财政危机的根源呀。还有人认为，发达国家工人不但收入高，而且工作轻松，休闲时间特多，“干工人的活，享皇帝的福”，这是他们的体制惯的，与中国人为了一点加班费加班加点的“勤劳”相比，中国人战胜西方人不在话下。所以中国不能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

　　姑且不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并不是真正竞争力的下降(前面已作分析)，如果经济发展需以压低工人或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来提高经济竞争力，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何意义?柳传志的观点如果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就是中国不能搞高工资和高福利，那样会使中国的低劳力成本优势丢失，带来经济增长的减缓。这种观点在中国有相当市场。所谓“劳力价格上升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

　　按照“帕累托”原则，中国农民进入工厂打工，只要他的收入高于从事农业生产，即便他的收入比其它国家工人的收入低，甚至低很多，对他和资本家来说，都是双赢，所以我们不必过份在意“血汗工厂”的指责。但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包括提高福利。由于经济落后，人民收入福利不高，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一旦经济有发展，就要通过制度和民主来逐步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福利，如果担心提高人民收入，会削弱低劳力成本优势，降低与它国的竞争力，影响经济发展，甚至用各种方法阻碍人民收入福利的提高，那低劳力成本优势是优势吗?我们不能说低劳力成本是耻辱吗?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人民收入却不能逐渐得到提高，即逐渐去除低劳力成本优势，那这个体制或模式不是一个很坏的模式吗?

　　主流意识形态犯了一个最浅显的错误，把劳力成本当作是一种经济效率的体现。而不把它看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体现。劳力成本低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基于生产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同样因为劳力成本高带来的经济竞争力的减弱也不是虚弱的体现。高工资高福利是普通人幸福的体现，能够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制度，是好的制度。怎么成了一种不好的制度?

　　美国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与我们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福利国家的批判完全不同。A，自由主义并不批判高工资，只批判高福利，而我们则高工资高福利都批。B，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从自由能够增强社会个体活力，增强社会个体竞争的角度出发，而我们则是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出发。C，自由主义容纳人道主义，即主张保障人权，而我们的理念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容纳人道主义。D，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的目的更多的是批判国家权力的增强，而我们则是谈国家责任批福利国家，谈国家权力则批自由主义。所以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借助西方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来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完全是只取所需。

　　四，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民众运动是全球化带来的

　　资本与技术的输出，低端或中端产业向国外的转移，对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

　　第一，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资本向国外流动，产业向国外转移，意味着本国投资减少，一般产业增长停滞。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增长，必须依凭创新优势，发展新技术产业，因为这种产业不但可以承受国内的高劳力成本，还可取得高利润。但创新不是说创新就能创新得了的。虽然发达国家有创新优势，现今也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创新具有加快的趋势，但创新比之产业发展，仍然要缓慢得多，而且不具有必然性。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它由商品输出国转变为资本技术输出国之后，越来越取决于创新，所以注定只能是一种低增长甚至无增长。这些在前面都有论述。

　　第二，贫富差距拉大

　　如果没有全球化，发达国家封闭式的经济发展会出现什么情况?首先，在经历一段时间发展后，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会使资本积累超过经济发展的需求，生产趋向过剩，资本出现盈余并无法输出，资本利润和资本价格下降，资本拥有者的财富增长受到遏制;其次，技术市场受限，新技术及其产品在开始出现时的高价格，由于技术及其产品市场在地城上的限制，较快出现饱和，价格下降速度会很快，遏制了技术拥有者通过其产品获取财富的增长;再次，市场与民主机制对利益的均衡作用，会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显然，发达国家的封闭发展，虽然在开始会产生甚至扩大贫富差距，但其发展过程，会使资本与技术拥有者财富增长受限，同时会使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这正是贫富差距的缩小过程。

　　全球化妨碍了这一过程。在发达国家输出商品的阶段，由于产业在本国，资本技术与工人的收益均源于商品，商品输出可以增加交易量，资本和技术的收益因商品交易量的增加而增加，财富仍可获得增长。而在市场与民主机制的作用下，资本与技术拥有者的财富虽然在增长，但工人和低收入者的收入也在增长，所以贫富差距从总体上讲，与完全封闭的发展相比，缩小的速度会很慢，或没有缩小，却也不会迅速扩大。当全球化进入到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的阶段后，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的投入在国外，资本与技术的收益来自国外的产业。而且，他们在国外的投入，是生产低成本的选择，收益比在国内投入更高，所以他们会更富。他们更富的来源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主要是劳力成本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追求更富，投入在国外，不受本国市场与民主机制力量的约束，因而不能惠及本国人民，甚至带来产业发展停滞和下降，可能导致失业增加，扩大贫困群体。所以资本与技术输出，使发达国家某些拥有资本与技术的少数人更富，而普通民众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贫富差距由此迅速扩大。

　　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民众运动，反映了这种矛盾。它已不是企业中资本与工人的矛盾，而是资本与社会的矛盾：那些资本家在国外挣的钱，没有和本国普通民众分享。所以这一矛盾不是内生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来源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

　　第三，出现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风险加大。

　　如前面所述，民主机制会导致国家福利增长，财政负担加重，但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加与财政支出增加是大体同步的，一旦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受限，财政危机的阴影就会到来。也就是说，产业转移增加了产业承受国的税收，却潜在的减少了输出国的税收。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各国情况不一，但由于普遍经济增长缓慢，大都面临财政危机的威胁。同时，发达国家少数资本与技术拥有者更富，使社会资本总量增加的速度更快，这些盈余的资本，受创新不能迅速出现，和不发达国家自身投资能力的增强，越来越难于进入实业经济领域以及向他国流动，而在虚拟经济领城滞留，投机行为增加，所以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正在加大。

　　这就是现在发达国家出现某些经济乃至政治问题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发展达到现阶段必然产生的。它反映了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从不同角度来看的利与弊。少数美国资本与技术拥有者因为全球化大发其财，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并未得利，甚至还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这种伤害却不是由资本的压迫或剥夺带来的，所以它既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更不是什么民主制度的危机。美国现在要对个人的海外资产征税，正是对这一危机的应对。

　　用发达国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来批判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缺乏内在的逻辑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