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欧元区17国中，一年多来8个国家换了领导人，尤其是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浪日高，这一轮“唱衰欧洲”似乎声浪更大。欧盟会继续衰下去吗？本报约请社科院欧洲所前所长裘元伦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编者

　　欧洲已被“唱衰”100年，地位下降一直是相对的

　　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世纪”走到了终点。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自由资本主义”遭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在美国，罗斯福“新政”出台，而在德国，1933年纳粹党经过选举上台执政，不久1939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第三帝国战败覆亡，西欧一片瓦砾。“欧洲世纪”彻底结束。美国、苏联两极世界开始形成，冷战持续了大约40年，期间欧洲成为它们两家的争夺重点和“保护”对象。

　　1950—1973年，欧洲经济复兴，欧洲一体化进展顺利迅速，欧洲处境有所改善，国际地位与分量也相应有所提高，但并未改变其在世界格局中的根本地位。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其下半叶），日本成为世界“明星”，1968年它在GDP方面超过德国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二把手”位置一直占据了40多年，期间继续一路高歌，到80年代末，世人普遍认为，日本不仅在高科技领域超过了美国，而且将在经济与金融领域也把美国甩在后面，甚至有众多书文预言，日本将把整个美国“买下”，除了军事力量不及之外，太阳旗将会在全球迎风飘扬。然而所有这些预言很快成为荒诞。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重要国家中，最风光的要数美国：那里“新经济”、高科技蓬勃发展，经济长期持续繁荣，在克林顿总统治理下，美国财政迅速扭亏为盈，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新俄罗斯一片败落，欧洲虽然建立了经济货币联盟，却似乎总是被人遗忘。

　　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此后的20年，起初西方得意忘形，好像从此它们将独步世界，“历史的终结”一语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态。然而接着，西方却犯了一连串重大的错误，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判断严重失误，二是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即20亿“新”劳动力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结果是西方消耗了自己，削弱了自己，同时为外部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最终导致西方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的地位明显相对下降，尤其是欧洲。

　　在这20年中，美国人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享受生活”，消费大于生产，有时过度消费达到相当于GDP的6%，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持续，其所欠的内外债务迟早是要还的；二是接连发动战争，这些战争的真实含义将会由未来历史作出判定，但耗掉了美国部分元气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三是强行推广西方式民主，不少国家包括美国自身的麻烦与此紧密相关。期间欧洲人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长期过着安逸生活，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假期越来越长，福利越来越好，社会惰性越来越甚，而经济增长却始终落在后头，而且不被重视，一些国家政府靠借债支撑局面，显然，这种生活方式同样难以为继；二是致力于制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越来越“烦”的各种各样的欧洲内外规则，这虽然谈不上是什么错误，却转移了欧洲人本应首先重视的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许多精力；三是积极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推进欧洲一体化，这自然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但在中短期内带来不少困难。欧美国家在1989—1991年后20年中的所作所为，是同它们的错误战略判断分不开的。

　　至于在经济全球化方面，西方虽然获得了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利益”（市场经济推行到了全世界）、“规则性利益”（迄今的世界规则主要还是由西方制定的）、“典范性利益”（世界各地以西方的成功公司企业为样板）以及“商业性利益”（西方跨国公司和消费者获益匪浅），然而由于后起国家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其20亿“新”劳动力投入国际市场，西方无力在劳动成本、环境成本等方面与之竞争，结果是从欧美国家流走了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本和技术，这些其实比上述所得更重要、更实际。一句话，欧洲最近20年在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是它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全球现代化新形势的自然结果。

　　2009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压下，加上上述种种错误的长期累积效应，欧洲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困境，它的形象、它的力量、它的地位，都进一步全面下降，而且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过去100年，欧洲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属于正常现象，是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自然结果。在最近500年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欧洲长期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没有先前的这种发展的奠基，就根本不会有当今的现代文明世界。但在这一进程中，迟早总会有后起者赶超上来：先是美国，其实在工业生产方面，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赶上了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间一段时间还有苏联；进入21世纪以后则是一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这个你追我赶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欧洲自己要承担主要责任的两次世界大战，最近一百年特别是二战后欧洲的地位确实是相对下降了。

　　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相对性”，这是因为：第一，欧洲地位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一系列包括GDP比重之类的数量指标上，也体现在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力量指标上。但即使在数量指标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至今在世界所占的某些份额依然是最大的，例如GDP仍占1/4—1/5（依汇率而变动）。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欧洲是资本最大的输出地，2009年累积存量达10万亿美元——这是不是可以说，在欧洲疆域之外，地球上还存在着“第二个欧洲”。第二，虽然总的说来相对比重下降，但欧洲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和生活水平与质量方面一直在不断上升和提高。他们靠的不是吃早年工业化的老本，而是最近一百年特别是二战后所取得的新成就。第三，欧洲至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某些重要领域，例如首个在人类文明史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它的人性化、它的内在的社会进步性，不应被欧洲人在这方面所犯的某些错误（例如被过度滥用）、被欧洲目前所陷的困境所抹煞。欧洲一体化则为人类在新的政治文化（欧洲国家之间再也不允许发生战争）指引下为人类社会建立新型国家关系，首开了不平凡的尝试，它的方向指导性也不应被它自身发展进程的屡屡受挫和目前的欧洲危机所埋没。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是在克服一次次危机过程中走向扩大和深入的。第四，欧洲在国际治理方案、国际组织活动规范、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倡议提出、国际问题解决、国际援助提供等诸多领域一直在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起着令人不可忽视的作用，给人以一种独特的感觉，似乎欧洲目前的困境对此并无大影响，欧洲人“照干不误”。欧洲的有些作用、影响，有时连美国都不及。

　　欧盟定将走出目前的危机困境

　　1.欧洲人将继续推进一体化，在当前和今后几年将会首先着力欧洲政治建设。

　　旧大陆目前面临着的又一轮“唱衰欧洲”遍及全球。与过去相比，这一回确实有些不同：一是衰歌调子特别凄凉，令人绝望；二是应和者人多势众，颇为震撼；三是理由条条“无可辩驳”，欧洲似乎是“死定”了。瞧瞧，欧盟27国中，4年来有16个国家的政府换人；欧元区17国中，一年多来8个国家换了领导人，法国萨科奇是第8人。只要举行民主选举，主张财政紧缩政策的执政党几乎没有不下台的。与法国总统大选同一天（2012年5月6日）举行的希腊议会选举结果，两大主流政党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加在一起只获得了1/3多的选票，而新突起的左翼政党联盟得票率也不过只是略高于1/6，这三党组阁的努力均告失败，不得不在下个月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结果难卜，于是，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浪日高。在这又一轮“唱衰欧洲”的大合唱中，有些机构和媒体所起的作用特别大。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每每在欧债危机关键时刻，一而再、再而三不断调低欧洲国家债务信用评级，疑是“蓄意”之举。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已为希腊退出欧元区设计好了一张线路图，即希腊退出欧元区→通过大幅贬值本国货币→刺激出口兴旺→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政府财政税收收入随之增加，赤字下降→经济从此进入良性循环。如此这般美景会令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羡慕不已，争着也退出欧元区，欧元区就此分崩离析。欧洲果真是走投无路了吗？笔者认为，欧洲目前的危机困境确实相当严重，迅速治愈不易。但同时坚信，有500年现代文明积淀的欧洲，有60多年欧洲一体化经验的欧盟，决不会因此而被摧毁或自灭。欧洲在几年内一定能觅得新路，走出危机，向着复兴。

　　诚然，欧洲今日的问题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欧洲今后政治建设将会困难重重。然而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是从接连不断的困难和危机中走过来的。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要知道，欧洲是民主国家集中的地区，“民主”意味着“七嘴八舌”，做成每一件事都比较麻烦，何况现在是27国在一起；欧洲又是民族特性表现强烈的地区，而那里的人们所倡导的正是崇尚多元性、多样化；欧洲各国各地区发展又相当不平衡，利益与政策诉求各不相同；近些年来，欧洲“主流”政党普遍失势，党派越来越林立，民粹主义、极右极左势力在国家困难时期可能乘机抬头；作为主权国家联盟的欧盟内部，存在着多级决策机构，时而民主不足，时而效率不高；民众与精英之间的认知差距明显……尽管如此，欧洲的政治建设还是有望逐步推进，目前似乎应先从下述四方面着手。

　　首先是巩固和加强法德轴心。二战后法德和解，是欧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德轴心，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主心骨和奠基石。无论是戴高乐将军把法德关系说成是“德国是马，法国是骑手”，时任总统萨科奇把法德关系比喻为“不一样的双胞胎”，还是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上台后，有人担心法德关系会不会变为“同父异母的两个陌生兄弟”，法德之间巩固和加强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它们之间的矛盾都将在服从这一大局的前提下得到妥协解决。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这一点。其次是纠正欧元制度设计中的缺陷。包括：货币统一与财政独立之间的矛盾；过于相信统一货币对解决经济困难的能力；在失去了各成员国的利率与汇率政策工具后，有的国家遇到危机时怎么办等。在欧债危机爆发后的将近3年间，欧洲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是有成效的，但尚需进一步丰富充实。例如，应否考虑扩大欧盟委员会的预算（目前限定在占欧盟GDP1.3%以下）；如何充分发挥欧洲结构基金与欧洲地区基金的作用；欧洲发展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如何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欧委会提出的发行专项“项目债券”如何具体操作；尽管至今德国坚持反对，有约定（约束）地发行欧洲“共同债券”依然是一个可以讨论解决的问题；欧洲中央银行一直定位在“稳定第一”，可能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美联储的定位靠拢，同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比现在更积极的作用；欧洲央行尚有降息余地，等等。再次是准备可能发生的重组欧元区预案，主要是准备应对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及其可能引起的各种连锁反应。希腊退出，有人估计可能让欧洲央行损失450亿欧元，德国898亿，法国664亿，整个欧元区3110亿，欧盟4220亿，全球大约1万亿欧元。希腊退出倘若波及西班牙、意大利，首先要考虑的是它们在2014年必须偿还新旧债务7000亿欧元。所有这些数字听起来吓人，一旦真正发生，未必那么可怕，人们总有各种办法，欧洲内外有能力承受。最后是届时必须落实“里斯本条约”新规定的表决机制，提高欧盟办事效率。“里斯本条约”增加了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从过去的63个领域增加到了93个领域，并且对多数表决制做了新的界定，即从2014年11月1日起，特定多数是指至少55%的理事会成员、至少包括其中15名成员，并且他们所代表的成员国的人口至少占欧盟人口的65%；条约还规定了“阻止少数”至少包括4个成员国，如果未满足这样的条件，则认为已经获得特定多数；条约还规定了一个过渡期（2014—2017年），其规则另行规定。落实条约，将会促进欧洲一体化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2.稳固财政与促进增长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都离不开一系列必须的改革。

　　就欧元区而言，紧缩财政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一点，绝大多数欧洲人都有共识，分歧点只在于力度与速度。减轻减赤力度，意味着要付出时间代价；保持减赤力度，难免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其实，德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指导思想是对的，是从长远战略考虑的，是治本之策。不过，德国也不宜过于要求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具有德国人所特有的有组织、守纪律的民族特性。许多欧洲人（包括德国自己）过惯了安逸生活，不愿接受勒紧裤带过几年“紧日子”。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已经作出了不少让步，并且可以预期，德国将会在原则上支持法国新总统提出的同样着力注重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某些主张。奥朗德经济政策的三项观念其实与德国是“同”大于“异”：法国新总统认为，经济增长、社会包容、预算纪律三者缺一不可。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以前坚持凯恩斯主义，而奥朗德是首位支持对经济增长采取供应学派方式的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的行为榜样是雅克克德洛尔（欧委会前主席，欧洲统一市场创始人），对欧洲和财政纪律的关注都流淌在他的血液中。法国人、德国人，还有欧元区其他国家的人们，要想真正取得经济增长，光靠传统的货币——财政刺激政策是绝对不够的，他们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改革，其中有的是痛苦的。这里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改革，应把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电信等）、社会基础设施（教育、科研、文化等）、有发展前途的创新产业、改善经济结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劳动力市场改革，必须打破僵化；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必须遏制滥用；强化对金融市场与机构监管，征收金融交易税；某种程度上实行新型“再工业化”，致力发展实体经济；回归现实，避免追求过度“后现代”（例如对核能之类现代技术的某种“恐惧”），逐渐改变长期贪图安逸的生活方式，提倡捋起袖子干活，有多少钞票买多少东西；推进欧洲内部市场深化，逐步消除各自为政，消除官僚主义，消除内部壁垒，消除各种垄断，等等。

　　3.中左、中右政府都将不得不走中间道路，“保守自由”加上“社会民主”是他们的共识。

　　他们都明白，经济全球化大潮、国际竞争压力加剧、变革呼声高涨、资本自由流动、国内民意变化等都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中左、中右政府，在处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雇主与雇员、社会与公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五对关系时，都在力求平衡兼顾。他们都自称是“全民党”，因此中左政府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过于强调财富分配与倾向“劳动”，中右政府则不可能仍旧一贯片面强调财富创造与倾向“资本”。大家都不得不向中间路线、实用主义靠拢。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百年来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一路右倾的历史趋势不会改变。因此，没有理由对中左与中右政府之间的分歧看得过于严重。这也适用于当前的法国与德国。遥想1981年法国总统密特朗上台伊始，曾高调提出要对私人企业、银行大规模实行国有化，等等，但是不久随即碰壁，不得不转向时任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施密特的名为中左、实则包含不少中右因素的政策路线。这个历史故事很可能再次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