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假日与“岁时”的紧密关系

　　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年代，“岁时”这个说法就已经很普遍。在当时，这只是以一个年度为计时单位来进行各种重要活动的计划。演变到后来，“岁时”成了每个月人们都牢记并延续的节令与休闲活动。

　　例如，“朔日”处于各月之首，也称“元日”。正月的朔日，即一年的第一天，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根据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的记载，这一天还有上日、正朝、三元、三朔等不同称谓。在《诗经·豳风》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周代百姓庆贺新年的方式，而且那时已将元日(即元旦)作为节日的固定日期。再如“三元节”，即上元、中元和下元，本以天、地、水为三元，亦称“三官”，以三官配为三元节，一般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有的地方后来改在十月初一)。这三个源于道教的节日，时间上都定在每月的“望日”。

　　明崇祯年间编修的《松江府志》，涉及如今上海的大部分地区，细致记录了民间传承的“岁时”，就是以月份为序。大概每个月都各有不同的祭祀或庆祝等活动，且多与民间信仰有关。譬如，农历二月，十二日是百花娘子的生日、十九日是观音的诞辰;农历三月，一开始就是重要的清明节，接着是二十八日的东岳大帝诞辰。这些都是古时人们极其看重的节日。

　　人们依据气候变化、天象流转的规律，不断丰富着农业生产习俗，从最恰当的角度来安排每一年的工作、休息、娱乐或庆典，以更好地与天时变化相呼应，节假日就是这样产生的。但从总体上说，这也是人们极力适应传统农业生产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努力。

　　譬如，一年中最早出现的农业生产类节庆活动，有立春节的“鞭打春牛”、张贴“春牛图”。《礼记·月令》中描述了先秦时期立春“出土牛”的风俗。“土牛”也就是泥塑的牛，在立春日，由政府出面主持这种“出土牛”的仪式。到宋代，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陈元靓《岁时广记》的记述中，则出现了在立春日“鞭打春牛”的活动，目的是劝勉民众尽快准备春耕，不要耽误农时。另外，添仓节的“打囤添仓”、春龙节的“引龙兴雨”、七夕节的“赛巧会”等，基本也是围绕风调雨顺、男耕女织等主旨而进行。

　　古代节假日的不同称谓与表现

　　实际上，名目繁多的古代节假日，既有休息、娱乐、庆典、祭祀等活动的时间安排，又有特殊的文化意蕴和精神活动，因而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情风俗的极好写照。

　　从《诗经》《礼记》等早期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社会的“风”、“雅”、四时生活的规律和节奏安排中，对节假习俗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两汉时期，通过历史的传承，众多学者、文人的经典性解释和描述，以及政府的倡行，元旦、中秋、除夕等节日，在那时大致都已定型，并逐渐丰富了后来普及全国的节日序列，包括元旦、人日、上元节、社日、寒食节、清明节、花朝、上巳节、浴佛节、端午节、夏至、伏日、七夕、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腊日、除夕等。

　　当然，大多数节假日都以喜庆、吉祥为主旨。以年节来说，在不同民族的聚居区，其表现形式与节庆时间有所不同。如四川、云南地区彝族民众的年节，习称“火把节”，又叫“星回节”，其义源于“星回于天而除夕也”;节期一般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此日就叫“年关”。但这些节日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吉庆而设定。

　　相传有不少节日是为了纪念某些人物或事件而产生的。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楚国大夫屈原;中秋节吃月饼，据说是为了纪念元末百姓反抗蒙古族政权;腊八节吃腊八粥，是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广西壮族歌圩节的活动，相传是为了纪念著名歌仙刘三姐。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节假日多与各类宗教信仰活动相关。如在清明节、中元节的活动中，佛教的思想与信仰行为都有具体体现。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驱邪祛病行为，在节假日期间表现得也很充分。年节的挂桃符、请门神，元宵节的“度厄”，清明的戴柳，端午节的插艾、佩戴五彩线、喝雄黄酒，重阳节的插茱萸、饮菊花酒，以及其他许多节日中的洒扫庭除等，都表达了人们对健康生活的一种期盼。以清代苏州地区的节假活动为例，每个节日都有着固定的信仰活动，主要有正月初一的拜五祀及先祖、正月初五的祀财神、正月初九的天诞活动、正月十五的迎紫姑(厕姑)、正月十八的李烈士诞日、二月初三的文昌诞、二月初八的张帝诞、二月十二的花朝、二月十九的观音诞、三月三的真武诞日、三月的清明、三月二十八的东岳大帝诞日、四月初八的佛诞、四月十四的神仙诞、四月十五的马鞍山神生日、五月五的端午节、五月十三的关圣诞、六月六的浴猫狗、六月二十四的雷祖诞、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七月三十的地藏诞、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八月十八的福山观潮、九月九的重阳节、十月初一的下元节、十一月冬至前的至夕、十二月八的腊八、十二月二十三与二十四的送灶神、十二月三十的除夕等。

　　节假日的记录及其流传

　　自秦汉以来，涉及节日活动与相关习俗的经典作品，如有关礼仪活动和社会规范的《礼记》，有关农业四时生产与节气关系的《四民月令》，有关中国各地风俗文化的《汉书·地理志》，有关名物、时俗记录和解释的《风俗通义》，等等，都被民众所诵习，一些专家、学者还对它们加以更为丰富的注解，以利其流传。

　　此后，有关节俗的专门性作品日渐增多，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节日庆典等情况的绝好材料。具有代表性的，有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人周处的《风土记》，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唐人韩鄂的《岁华纪丽》，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的《梦粱录》，明人刘若愚的《酌中志》以及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清人顾禄的《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等等。

　　举例而言，《荆楚岁时记》是专门记载荆楚一带，也就是今天长江中游地区的岁时节俗，堪称保存至今我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其中记载了节日的一些有趣细节，大多是今人不太了解的。《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正月一日至七日每天属于何种节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以阴晴占丰耗。正旦画鸡于门，七日帖人于帐。今一日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不杀羊，四日不杀猪，五日不杀牛，六日不杀马，七日不行刑，亦此义也。”这些节日传统，在后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

　　再如，清代中期苏州人顾禄写的《清嘉录》，详细记载了苏州城乡地区的四时节尚与民间习俗，按一年十二月来区分，计十二卷。其中第一卷是“正月”，内容有行春、打春、拜春、拜牌、岁朝、挂喜神、上年坟、拜年、飞帖、开门爆仗、欢喜团、黄连头叫鸡、看风云、称水、新年、烧十庙香、山川坛迎香、状元筹、升官图、年节酒、小年朝、接路头、开市、七人八谷九天十地、看参星、斋天、祭猛将、点灶灯、春饼、圆子油、灯市、走三桥、放烟火、闹元宵、接坑三姑娘、百草灵、验水表、灯节等。其中不少内容，哪怕是在经济并不发达、开发程度不高的乡村地区，也早已消逝。但像拜年、放爆竹、接五路财神、放烟火、闹元宵等节假日活动，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不衰。

　　节假日的传承与调整

　　经过长期的传承与调整，最终保留下来的那些节假日，成为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共同活动。

　　对节日有着明确记忆的人们，能轻易地发现，节日的周期是固定在一些有特定分节意义的数字符号上的。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指出有七个节日的日期是月、日同数的，即正月正(即农历一月一日)、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样一种表达方式，除了容易记忆以外，确实也能在视觉上让人产生美感和亲切愉悦之情。除此之外，许多节日日期的确定，还有“月内取中”“年内对称”“异月同日”“重月之首日”等标准，也便于普通民众的掌握和记忆。

　　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日，与新一年的第一个节日紧相衔接。多数人将这段时间发生的节日概称为“年节”，这是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受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狂欢的节庆时期，也是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一种象征。北宋王安石所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反映出人们对年节所怀有的欣喜之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老北京流行的一首年终歌谣“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宰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满香斗;三十日，黑夜坐一宵;大年初一，出来热一热”，充分表现了人们过年的忙碌与喜悦之情。在这样的节日，家人往往会团圆，以达成佳节美满的良好愿望。

　　唐代诗人王维曾借重阳登高的节庆背景，写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以重阳节为题，描画了游子的思亲之情。明代诗人高启的《清明呈馆中诸公》也说：“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同样反映了在异地漂泊的人对于家乡的思念。

　　不过，有不少节假日已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

　　像唐代的“千秋节”，是在开元十七年，以唐玄宗的生日八月初五为节期，后来改称“天长节”。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登基，效法唐玄宗，将自己的生日九月三日定为“天平地成节”。这两个节日在时间上比较接近，经过折衷考虑，后来合并于农历八月十五，时间上正好处于这两个节的中间，这成了后来中秋节的开始。“千秋节”就这样自然消失了。

　　至于寒食节禁火的习俗，在古代曾十分盛行，据说在汉代的太原地区，这种禁火行为曾长达一月。以后因为遭到许多士大夫们的反对，时间上逐步缩短到三天，这是唐宋时代的事了。但到明代，寒食节普遍不再延续禁火的习俗，最后连寒食节本身都被并入了清明节，使寒食节在形式上不复存在。

　　一些流传至今的节日中，如元宵节的妇女走百病、七月七日的穿针与乞巧习俗、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放河灯祭鬼等，很多也已不再流行。

　　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