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然而，相对不为人关注的是，斯密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中曾频频提到中国，时不时还有长篇大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清代的经济和贸易、政治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系统地总结亚当·斯密的中国观，探寻斯密的“中国知识”来源，有助于了解斯密本人及当时欧洲的“中国知识”的总体水平，并体悟相关中国叙事对国际认知和理论构建的意义。

一、基本论断：一个富有却停滞的农耕国度

　　虽然《国富论》旨在阐述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但与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相比，亚当·斯密仍比较重视经验事实的归纳，而不是抽象原理的推演，“好几代经济问题作者都把《国富论》当作一本可靠的事实性资料书而大加引用，乃至今天仍有这方面的用处”。斯密在大量写到欧洲及美洲殖民地经验事实的同时，对中国及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不少细节性论述。大体而言，斯密述及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总体发展状况、农业的成熟与工商业的欠缺、贫富的悬殊与穷人的境况、税收制度与公共设施的特征、外贸的欠发达及增长的趋势、与欧洲的金银比价及购买力等。可见，斯密在书中对中国的涉及面相当广泛。

　　首先，斯密了解到，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且最勤勉的国家”。富裕的表现之一是“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斯密进一步声称：“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司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司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从国际发展层级来看，据斯密观察，中国和印度、日本等国，“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各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有时斯密甚至指出：“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相信中国长期处于“世界上最富”的状态，是斯密中国观的一个基本前提。

　　然而，斯密同时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实已停滞，这种停滞且可能为时已久。他写道：“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不过尚需注意，在斯密的观念中，停滞并非最糟糕的状态，只是意味着缺乏或不再进步，因为按其分类，社会或国家分为进步、停滞、退步三类，中国尚处于中间的状态，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据斯密判断，“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未显著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按斯密的描述，当时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殖民地，才存在退步现象，表现为“维持劳动的资金减少”、就业竞争异常激烈、劳动工资跌至谷底、底层纷纷沦为乞丐或罪犯、上层阶级也受到波及、总人口随之减少。相比之下，18世纪的中国确未滑落到那种衰败境地。

　　总之，斯密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是：既属“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又已长期“停滞”，财富积累似已达到极限。这两方面并不矛盾，斯密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最富”系指一国财富“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尽管尚未退步”，其人口“已完全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佣的限度”;而所谓“停滞”是指，“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各种行业所适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

　　斯密就是以这种“财富增长已经见顶”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的，他进一步强调，“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这里进而反映了斯密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一国的政法制度左右着一国财富的程度，决定着一国既有要素所能联合达到的财富限度，要突破限度就必须创造新的制度。无奈，前现代的中国呈现出很强的制度稳定性，无论是“秦制”“大一统”，还是“朝代循环” “超稳定结构” “长期停滞不前”，等等，讲的都是这种情况，斯密显然早已具备这一见识。

　　问题是，传统制度或者生产技术和组织形态可以保持不变，人口却是个生生不息的变量，尤其是清代在18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口爆炸”。斯密故而把眼光投到支撑人口的农作物上。在斯密看来，中国这样的“产米国”与欧洲那些“产麦国”相比，“即使面积相同，产米国的粮食，亦必较更为丰富。这些国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当制度及政策一成不变或缺乏弹性时，在人口基数庞大又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一国就很容易步入发展逼近极限并盛极而衰的境地。这一点正是后世学者持续探究的一个规律，学者们谈论中国在清代后期出现“内卷”和“勤劳革命”而非“工业革命”，乃至东西方出现了所谓“历史大分流”，所指即为斯密论及的传统中国那种状况。

　　斯密具体描述了中国劳动报酬低劣、劳工生活困苦的情况。他指出：“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以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不仅如此，斯密还认为中国的手工匠人的生存状况甚至“更为恶劣”。他说：“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面对中国这些穷困落后现象，斯密数次明确断言其根源：“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 “必须记住，不同国家不同真实劳动报酬的比例，不受各该国实际贫富程度的支配，而受该国进步、退步或停滞等状态的支配”。借斯密的判断，不难看出，清代中国或已达到传统农耕社会的发展顶点，可惜在西方现代工商文明兴起的背景下，那终究是王朝的落日余晖。如今我们在回望世界史时已然看清，18世纪确为东西方发展的一个分叉点，也是中国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再读《国富论》，仍不能不佩服斯密中国观之先见性。这也是为什么严复在译介《国富论》时会写道：“斯密氏，苏格兰人也，生于雍乾之际，而其言乃若为今之中国发者。时之相去，百有余年，地之相暌，十余万里，而烛照筹稽无以过其明如此，此吾所不得不低首而诚服也。悲也!”

二、问题诊断：受限于贸易和工业的欠发达

　　透过斯密对中国的描述可以发现，其实他还揭示了造成停滞局面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中国对农业的偏重和对工商业的轻视。虽然有评论者认为，“斯密本质上是个前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并未倡导把农业资源转移给制造业”， “他的学说具有显著的前工业化特点”，“从未考虑过工业生产带来的指数级经济增长这样的新因素”，但是斯密依然基于东西方的比较，看到了中国工商业欠发达的问题。他写道：“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与此同时，“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 ……除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

　　在另外几处，斯密更明确谈到，“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近代中国人跟“极不注意国外贸易”的古埃及人一样，“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 “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它一如古埃及和古印度，“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即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令斯密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实际上拥有良好的外贸条件：“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这种航行范围的广阔，不但非尼罗河或恒河所可比拟，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尘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跟古代埃及人、印度人一样，“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部得自内陆的航行”。

　　当然，斯密也认识到，中国的对外贸易近期已逐渐活跃起来，中国的出口品，首先是茶叶和瓷器，越来越为欧洲人所喜欢。据悉，“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用茶，极其有限，不过把它用作药品。然而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本国国民当作饮料而输入的，每年计达一百五十万镑。但这还不够满足需要，又由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德堡，不断秘密输入。而且，在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代，又常由法国海岸秘密输入”。此外，对于中国的瓷器等东方物产，“欧洲的消费额也以几乎同样的比例增加”。斯密也注意到，“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商队，取道西伯利亚及鞑靼，径赴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交易。总之，除法国东方贸易因最近的战争而被毁灭了以外，其余各国对东方的贸易，几乎无不在继续扩大”。

　　斯密尤其提及，中国及印度的生丝正在大量输入英国，乃至英国为了自保而设置高关税，而他却赞成免税输入，为的是倒逼英国增强自身的丝绒制造能力。斯密还从侧面谈到，中国当时位居英国在欧洲以外的三大贸易伙伴之列，仅次于北美弗吉尼亚和印度。正是因为中国日益被拖入世界贸易流，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秘鲁的银，不仅在欧洲找到了销路，而且通过欧洲，也在中国找到了销路”;“秘鲁银的价格，换言之，秘鲁银在当地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货物量，不但对欧洲银矿上银的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上银的价格，也有影响”。这与当时日本的铜流向欧洲、西班牙的铁流向智利和秘鲁等等相同，反映了新兴的全球化贸易态势，而中国显然已开始卷入这种全球化贸易流。

　　然而，即便如此，斯密仍强调，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上“并不繁盛”，而且其“剩余生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那常常是金银”。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出口，“有大部分为外国人经营”，而且主要不是为了直接的生产和消费。虽然斯密认为，外贸经营无论掌握于外国还是本国资本手中本身“无关重要”， “纵使本国输出业，有大部分为外国人经营，这国国民的富裕，仍可达到极高的程度”，可是，对外运输业为外国人所主导，这毕竟反映了中国对外贸缺乏热情甚至本能拒斥的心理。斯密为此而举例：“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这样的态度在斯密身后继续再现。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率团来华寻求扩大贸易时，乾隆皇帝照例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抵制外贸的姿态。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文明的发展需要彼此交往，贸易活动本身又与工业进步密切关联。斯密依据欧洲的经验而断言，“制造业常常需要国外贸易来支持”。他承认，在中国东部的几个省，尽管“似乎也在极早的时候就已有农业和制造业上的改良”，也尽管被“推为世界上最富”，但是，那实际上仅限于农产品简单加工及农村小手工业。外贸交易的欠缺意味着外部激励的缺失，终究影响到了工业或制造业的不断进步。更有甚者，斯密深知，传统中国的大政方针始终“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这一点迥然有别于重视工商业或“城市产业”的“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

　　令斯密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幅员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他断言：“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强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斯密甚至想得更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

　　到斯密时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在发动，商业革命则在欧洲范围内早已发生，因此，中国重农轻商、工业缺乏而致发展停滞日益成为一个抢眼的可悲事实。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恰如斯密注意到的，中国君主的岁入，一如古埃及和印度历来的君主，“几乎都是以土地税或地租为唯一源泉。租税征收额的大小，取决于土地年产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与收入，与国境内土地的垦治状况，以及土地产物数量的多寡，土地产物价值的大小，必然有极大的直接关系”。一方面，因为农业经营绩效相对于工商业更不稳定，会因为农业收成丰歉的不同而致“租税也一年不同于一年”;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强化重农倾向，造成“国家的君王，当然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因为他们年收入的增减，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盛衰”。

　　不过，在斯密看来，重农社会纵有千短也有所长，这是因为，君主岁入在一个农业社会与土地的产出量直接相关，所以，为了“要尽可能使这种生产物又丰盈又有价值，势须使它获有尽可能广泛的市场。要做到这样，必须使国内各地方的交通既极自由，又极方便、极便宜。而维持这种交通状态，惟有兴筑最好的通航水道与最好的道路”。按斯密推断，这就是中国水运等公共工程得以维护较好的原因所在。他谈到，“据说中国的君主、回教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为求尽量增加其国内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分量和价值，都曾竭尽心力，从事公路及运河的创建与维持，使得每一部分生产物，都能畅销于国内”。斯密表示，这一点与欧洲公共交通设施的“惨淡经营”和“漫不经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述看法的合理性尚可商榷，其实，大国都必然需要更好地维护交通和水利之类设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华帝制本质上起源于并仰赖于治水工程。斯密也述及中国的交通，称“在中国，在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不断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部分训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标准。所以，在这一切国家中，对于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别在中国是如此。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只不过，正如后世学者所言，由良好基础设施所支撑的大一统王朝，却往往是“典型的发展死胡同”，因为维持稳定现状与寻求不断发展遵循的是两套逻辑，斯密的中国观是否已经蕴含了这一思想呢?

三、纵观历史：探索斯密“中国知识”的来源

　　综观以上论述可知，斯密有关中国的论述在总体上基本符合实情，是有先见性的。他的一些关键论断，无论是认为中国达到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财富“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本质上由法律和制度设定，由此导致经济发展长期陷入停滞;还是断定传统中国的问题症结在于重农抑商、闭关自守、工业和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和航运得不到发展，以及人口过剩状态下民众勤劳而贫穷，等等，无疑都抓住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的核心特征。正因如此，除了前引严复的钦佩之辞外，国内当代学者也认为，虽然“斯密对当时中国的实况所知甚少，但他的评论总的精神是完全中肯的”。不过，这个看法中也有尚欠精确的地方，因为很难想象，斯密对中国评论的“完全中肯”能够建立在对中国“所知甚少”的基础上。

　　及至斯密生活的18世纪，欧洲实已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且不说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所通报的中国情况，至少继葡萄牙人1557年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后，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益稳定地扩大开来，欧洲的对华了解自然不断直接、具体、明确起来，哪怕有关知识“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谎的传教士”。然而，如果说那些偶然的远行者和逐利的生意人是在非正式地传播“中国知识”，则另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在正式地把“中国知识”传回欧洲。“1600年后，通过耶稣会士的信札，有关中国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后，关于中国的书籍开始广为人知。这些书用多种欧洲语言出版，不仅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的许多卓越成就，还更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思想”，总之，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开始大爆发的时期，因为“17世纪期间，出现了数百本由传教士、商人、医生、税收、士兵及自由旅行家写的关于亚洲的书籍”，其中“有60本左右是写东亚的”。

　　欧洲的“中国热”以及随后欧洲知识圈对中国的仰慕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1700年被视为欧洲“开始钟情于中国的转折之年，因为随后80年里，许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好奇”，“许多启蒙思想家积极地与中国和中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界自然也不例外。重农学派经济学特别是学派著作中所反映的中国印记，尤其是学派领袖弗朗斯瓦·魁奈1767年发表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学派重要人物杜尔哥“专门为两位中国留法青年撰写中国问题集及其序论”即发表于1766年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均表明18世纪中叶欧洲对中国的知识水平已达到了不可小觑的程度。没有这样的欧洲对华知识背景，是无法形成斯密那个较为全面的中国观的。这一点也为英国学者所承认，因为他们看到，“斯密背后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而关键的是，在魁奈的背后是中国”。

　　斯密从1764年起陪伴巴克勒公爵游学法国，“在国外逗留了两年半”，其中“在巴黎待了十个月”， “经常在这里会见杜尔哥”，“同杜尔哥到处会面”，交谈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在斯密回国后仍与杜尔哥有书信交流，难怪“杜尔哥的论证对斯密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任何读过《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和《国富论》的读者都很容易看到”。1766年归国前，斯密也多次见过魁奈，他非常推崇魁奈及其思想，相信魁奈创立的重农学派“最接近于真理”，以至曾想把《国富论》献给这位(斯密眼中)“居于全世界首位的经济研究工作者”。此外，就在魁奈那里，斯密听到重农学派人士谈及法国财尽国穷时说，“如果不去征服中国那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获得新生”。总之，重农学派关于中国富裕的总体观念，尤其是有关自由贸易、自然秩序、以简驭繁、无为而治之类理念，一般认为都影响过斯密，而这些思想都有显著的中国渊源。

　　斯密本次海外旅行期间，在日内瓦的两个月中也“见过伏尔泰五六次”，众所周知，伏尔泰相当了解中国情况并且高度赞美中华文明，他可是“斯密最崇敬的在世的伟人”，彼此有过范围甚广的交谈;斯密曾称颂“伏尔泰的书是为一切人写的，一切人都在读”，这自然包括伏尔泰赞美过中国的《哲学词典》等书。因此，以斯密在法国的广泛交游、其时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的高度推崇、苏格兰跟法国历来的密切联系、斯密基本的法文阅读能力，以及斯密从法国“返回英国时带回了至少四箱书” ——且据推断，“托运的书一定很多”，因为仅仅为了从伦敦运回家乡，斯密就支付了堪称巨款的“二百英镑的保险金”，则斯密的“中国知识”具有较深的法国渊源不再令人惊奇。有一位经济思想史专家即指出：“斯密要说的很多内容之前已有人说过，只不过是用法文说的。”确有证据表明，《国富论》的写作正始于斯密在法国逗留时期，“此书在那时已粗具规模，作者也已让他的巴黎朋友知道他在进行写作，并就他正在阐述的理论结构中的一些明确论点同他们进行了讨论”。 《国富论》较多篇幅的中国论述实际上折射了当时中国话题在法国的热门性，并且也是这种时髦风气的一部分。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别初版于1759年和1776年，其海外(主要是法国)旅行正好发生在二者成稿之间。比较这两部著作可见，《道德情操论》甚少提及中国，一共不过三五次且都十分简略，这与《国富论》提及中国达几十次且有长篇大论适成对照。尽管这或许与论述的主题差异有关，但在外游历期间受到欧洲大陆“中国知识”传播的影响肯定是一个最值得考虑的因素。当然，这不是要低估英国当时的“中国知识”水平，事实上，作为对华传教、商贸、外交的欧洲先行者，英国到17、18世纪已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藏有中文书籍。其中的牛津大学就是斯密于1740—1746年求学的母校，他所在的巴利澳尔学院“拥有一座在牛津大学数得上的最好的图书馆”，那整整六年中，“他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了许多学科和许多种语言的大量书籍，没有让时间白白浪费掉”，乃至“损耗了自己的健康”。这么看，在当时欧洲社会对中国充满幻想和好感之际，斯密在牛津大学接触有关中国的知识自属合理之举。当然，斯密此时的“中国知识”与其后来游历法国所获得的“中国知识”不可同日而语。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有关中国的论述仅限于中国是个“伟大帝国”、拥有“亿万同胞”、那里以“脚大到适于行走”的女士为“丑八怪”、“伟大的国王万寿无疆”是一种“东方式的奉承”、伏尔泰写过“动人的悲剧《中国孤儿》 ”。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在对华认知方面已展现出准专家级水平。具体考证斯密《国富论》中的中国叙事，大体上来自多种渠道，有比较可靠的，也有不甚可靠的。例如，就前述俄国公使请求通商却遭到北京官吏鄙视的事例，斯密作了一个注释：“参看《北尔游记》中的兰杰日记，第2卷第258、276、293等页。”除了这种来源可考且注明出处的地方之外，其他更多的则是笼统言之，如他说有关中国水路工程的报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谎的传教士”。这句话既显示了相关知识来源，更显示了斯密的存疑态度。类似存疑的例子还如：关于浚河修路中的行政效率，“据我所知，至少含有若干疑问”; “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异记载是可以置信的”; “各旅行家的报告……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事实上，即使斯密参考了当时关于中国的多种一手记载，那些记载者也不都是训练有素的记录者。针对中国公共工程的记载，斯密就明确说过，“假使这些工程，是经过比较有识者的考察，假使这些报道，是比较忠实的目击者的叙述”云云。这反映出斯密在利用材料上持慎重态度，所以在其文字表述上，可以看到涉及中国的事实与观点中往往带有“似乎”“也许”“可能”“据说”“有人说”“欧洲有权威的历史家尚未能予以确证”之类字样。这种小心谨慎、留有分寸的处理方法自然也充分表明，斯密的“中国知识”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自己对此心知肚明，也并不讳言。除了与斯密谨小慎微的性格特点和行文风格有关外，本质上这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斯密生活的18世纪终究是一个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时期，那个时期欧洲对中国的知识不免处在或明或暗、真假混杂、既有文本依据又不乏道听途说的过渡状态，斯密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当然，也须承认，即使按照18世纪的学术标准，斯密对征引内容的注释也是不充分的，他“看来借用甚多却未能标明”，这为后人追溯斯密的知识来源平添了难度。

四、放宽视野：理解斯密“中国知识”的意义

　　准确可靠的域外知识固然可取，但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纵然是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多有错漏的知识，也未必就不能发挥正面的功能。不甚全面、不很确切的“中国知识”照样为斯密的经济理论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支撑性贡献。大而言之，前述斯密讲到国家或社会的三种状态(即进步、停滞、退步)时，还有讲到欧洲重视工商业、非欧洲国家只重视农业时，中国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中国的情况有助于斯密完善自己的论证、支持自己的结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成了欧洲现成的比较对象，可对欧洲的发展给予启示或警示。比如斯密说，“如果不幸，国家专制，君主暴虐，人民财产随时有侵害的危险，那么，人民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这样，当他们所时时刻刻提防的灾难一旦临头的时候，他们就可随时把它带往安全地方”;再有，“据说，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工人高。假如没有同业组合法规及组合精神加以干预，欧洲各地也许都和中国、印度一样”。他拿中国作对照，显然是要欧洲人或英国人引以为戒。

　　其实，在信息传播手段不够发达的年代，人们惯于利用某个域外国度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或诉求。例如，伏尔泰、魁奈等人曾高调地赞美中国，而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又严厉地评判中国，中国形象从“理性原则”“人文智慧”的典范一变而为“专制国家”“堕落民族”，这中间除了欧洲的进步外，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大家都在拿中国说事，要利用异国叙事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由此观之，“中国知识”的准确性有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借中国这个遥远、神秘、迥异的国度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故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斯密干脆用中国来进行假设。他说过：“让我们假定，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她的全部亿万居民突然被一场地震吞没，并且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富有人性的欧洲人在获悉中国发生这个可怕的灾难时会受到什么影响。”在这里，斯密纯粹用中国作假想，来探讨众人对遥远危机的情感反应。可见，具体事实的准确性并不重要，就如托马斯·莫尔干脆用纯粹的“乌托邦”来寄托本人的社会理想。

　　进言之，越是在前现代，非正式的异族知识传播越是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然而，哪怕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数码技术让人类即时共享准确知识的今天，口口相传的非正式知识传播，甚至有意无意的以讹传讹也仍在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说到底这是人性使然。世界历史上更时常会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即对异族知识的扭曲、对他国信息的误传，却经常起到歪打正着、出人意料的正面作用。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最突出者莫过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人基于对环球地理的了解，拒不支持哥伦布的远洋探险提议;西班牙人恰恰因为相对缺乏环球地理知识，反而资助了哥伦布的事业。同样，哥伦布至死都坚信自己发现了东方的印度，如此却激发了对东方财富的热望和更多的环球远航。因此，知识传播未必总是遵循正确的方法和科学的规律，主观的东西实在太多，机会主义的随机应变更是随处可见，其结果也未必一定是负面的。故此，在回顾斯密的中国观时，重要的不是去考证斯密中国论述的准确性(尽管这也不是一点不重要)，而是要看到其中国论述对其论证说理的支持作用。事实上，有一派学者相信，斯密“在援用历史事实和事实材料时受限于其构建重大思想体系的愿望”，换言之，即便他“没有扭曲事实”，也难免有某种“削足适履”乃至“猜想历史”之嫌，他对本国《济贫法》和殖民贸易的论述就“迹近不实的宣传”，此外其引证也粗糙随意。

　　如此看来，对于遥远域外如中国，即使斯密论述中出现某些矛盾，例如涉及对中欧白银比价反映的或贫或富的解释，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况斯密的理论本身就多有矛盾之处。如今在经过现代和后现代理论的洗礼后，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纵然是确凿的知识，也未必就拥有全面的代表性和宏观的客观性，因为事实的呈现从来都蕴含着一个选择性问题。比如，人们完全可以争辩，斯密关于中国的轻徭薄赋，称“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而这所谓十分之一，在许多地方据说还没有超过普通生产物的三十分之一”，即便都是事实，也必然需要关注它们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甚至是否属于某种“孤证” ——这也是学界对斯密历史事实援用的一种批评。凡此种种都提醒今人，应该用知识传播的宏大视野来解读斯密乃至近现代域外诸多人等的中国观，这样的视野能使我们更加抽象而非具体、更加通透而非拘泥地理解西方文献中的中国叙事，如此方能以开放的头脑从中获得更多更好的启发。

　　人类文明的进步，历来都离不开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效仿。人类学家弗朗茨·博阿斯总结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达到怎样高级的文明状态，本质上取决于它跟其他优秀民族接触的程度，越是与高级文明、先进国家交往得多，就越能跟着迈向更高层次的文明。以此视之，获取域外知识诚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加速进步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跨入近代以来，世人更加强烈地生发出对域外他族、遥远国度的好奇和想象。反过来，域外对我族的叙事论述和形象构建也总是能成为他山之石而为我所用。正如斯密研究者已提出的那样，《国富论》在述说中国时传达的有关加强分工、扩大贸易、发展工业、打破闭关自守、完善法律制度等等思想至今仍属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良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有必要回首再看亚当·斯密的中国观，经典从来都是常读常新的。

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