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曾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强调读书的目的是成圣成贤，成就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在当时的语境下，“读书”主要指的是学习经典。如何读书或者说如何学习经典，是当时天下士子所关心的话题。关于这一问题，王阳明也自有其见解。《传习录下》曾记述：“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此处可见，王阳明将读书“所得”之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记得”，二是“晓得”，三是“明得”，他主张读书不是为了“记得”，也不仅仅是要“晓得”，最重要的是通过读书来“明得自家本体”。“三得”之说，展现了王阳明对于读书境界的认识，也反映了心学在经典学习上的态度。

　　“记得”是指以记诵辞章为目的的读书。时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要熟读经史并反复背诵，直至能够信手拈来，在考试或者作文中熟练地引经据典，以此显示自己在读书上所花的工夫。有人天赋异禀，读书能够过目不忘，成为“行走的书柜”，但更多的人需通过寒窗苦读、反复记诵，才能亲近经典。王阳明弟子中有人就是苦于读书“不记得”，于是向他请教记诵之法。人们向王阳明请教记诵之法，大概是问错了对象，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反对记诵式读书。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的圣学之所以逐渐式微，正是因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行于世，引得天下读书人尽入“百戏之场”，以读书作文来粉饰自我、取悦于当世、赢得身前身后之虚名，导致了儒门正学被人淡忘，更导致世风日下。“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训蒙大意》)正因为王阳明认为记诵、训诂、词章之学不是儒学正脉，只是为了功名利禄，故而他反对用记诵、训诂等方式来对待经典。人们以为记诵经典、训诂经典乃至引经据典就是“尊经”“通经”，实际上这是对“经典”的割裂毁弃，不值一提。经典中所记载的万事万理，是人之良知的外在化、文字化，如果不能够与自家良知相印证，纵记得千言万语，也不能于自己德性证成增添分毫。

　　“晓得”是指以理解经典文义为目的的读书。与“记得”相比较，“晓得”是更高的读书之境。古人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读书明义意味着理解经典文字背后的蕴涵，由此来理解圣贤著书立说的本意所在，换言之，通晓文义是探求本意的前提。王阳明自己常常对学生讲四书五经里的文辞并作出新解，即是希望学生晓得文辞背后的意涵所指，即真正领会经典的意义，所谓“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教约》)。在讨论“经史关系”时，王阳明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传习录上》)明白了五经“明善恶、示训诫”之意，也就是“晓得”五经的苦心孤诣处。王阳明曾对五经本义做了概括式的陈述，认为五经的本义在于展现人之本心：“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尊经阁记》)王阳明将“五经”与自家本心关联起来，认为五经所记述内容不过是自家心体所包含的价值规则、情感理性等内容，这才是读经的“晓得”之境。“晓得”不是拘泥于文句，更不是记诵文句，而是要读懂著述者所阐发的根本道理，这就是所谓“理解”和“领会”文本本身的含义及其可能的引申义。当然，“晓得”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识见”之上，而是要与本心相通，“心明白，书自然融会”(《传习录下》)。如果仅仅在读书上博闻多识，但不能消化吸收而与自己本心相通，那么一方面或许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领会，“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传习录下》)，另一方面则可能“自生意见”，“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传习录下》)。显然，这样的“晓得”不是王阳明意义上的“晓得”，王阳明所提倡的“晓得”指向“明得”。

　　“明得”是指与自己本心互相发明、明确心之本体并能落实于事的读书体验。如本文开头所述，在王阳明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记诵，甚至领会和理解也只是读书的“第二义”。那么读书的“第一义”是什么呢?在王阳明看来，读书实际上是内在良知与经典文献相互印证的过程，读书是为了帮助明白自家的良知本体，因此证明良知本体之所在并着实按照良知行事才是读书的第一义，“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中》)。在王阳明看来，读书是以外在的文字来激发良知的觉醒，“读书以开其知觉”(《训蒙大意》)，如果良知得以自觉，那么作为口耳之学的读书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王阳明在与聋哑人杨茂以笔交谈时说道：“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谕泰和杨茂》)良知一觉，才是真正“明得”。王阳明说，“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传习录中》)自觉良知并能致良知就是“主意头脑是当”。就读书一事而言，“明得”指向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到良知，在良知上用功能够彻底“晓得”经典之义，“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传习录中》)另一个则是致良知，真正超越经典文本的文义而将道德工夫用到实处，“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传习录中》)。就此而言，“明得”一方面是以“良知之觉”融会经典之义，讲求与自我意识的相互验证;另一方面则是以“良知之致”落实经典之实，其目的是解决人生的困惑与问题，展现的是“问题驱动”而不是“文献驱动”。读书的“明得”之境，在于通过“读书”来激发良知的自觉，进而以经典文献验证良知之觉，并在处理伦常事务中落实良知之觉，这就是真正的“明得”，也才是“知行合一”。进而言之，在读书的过程中，“记得”“晓得”都服从于“明得”，或者说外在的文字材料都是为了印证内在的良知，一旦“明得”，则“记得”“晓得”无须刻意计较。

　　“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传习录中》)王阳明主张将省察良知优先于体察经典，反对人们致力于“无用之虚文”，他以自觉良知统率记诵之学、训诂之学、词章之学，认为这才是“敦本尚实，反朴还淳”的读书之道。王阳明在读书问题上的这一主张，其消极后果是引发了阳明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之风。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王阳明将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置于文字记诵、文义理解之先，对于人们在读书活动中超越文本局限、超越文献驱动，从而挺立自我意识并以解决实在问题为指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此来看，王阳明在读书境界上的“三得”之说值得重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