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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几个难点问题

发稿时间:2016-10-24 11:26:05   来源:中国改革网  

  【编者按】:2015年11月28日,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改革(2015)年会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高层研讨会”在四川省内江市举行。本文是中国社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的演讲全文,未经演讲者审定。

 
  
中国社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
 
  非常感谢杂志社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去年到四川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方面很有影响的地方去调研。当地的一个同志拿出一页纸列了10多个问题,仅仅是确权登记颁证就有好多的问题。跟他们书记谈了半天以后,他告诉我最近又调地。我说你确权登记颁证怎么又调地,他说每家人口不一样,老不调地,压力大。我问农民有没有上访举报你,他说没有人举报,大家都愿意。
 
  同志们想一想,如果完全是中央为了改革不做任何约束的话,真正完全交给地方去做,未必真能按照我们的一些改革设想去实现目标。早些时候我的调查,多数农民确实不赞成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是你仔细跟农民谈,给他们摆出一些选择,多数农民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定有利于效率的提升,农民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对改革遇到的问题怎么看,某个角度来讲,问题确实多,但换一个角度说,我们又觉得把它简单化可能更有意义。但怎么样简单化,又各有各的说法。有的学者调查一番,给中央写一个内参报告,有的时候把中央领导就吓住了,于是一些政策就停了。
 
  我自己的看法可能有一些地方跟大家不太一样。有时候官方说土地制度改革要如何如何。在我看来,任何的公共政策检验它好和差是四个基准:效率、平等、稳定、生态环境。这四个方面不要求尽善尽美,如能做到利大于弊就不错了。
 
  第一关于效率。中国粮食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在我看来,我们18亿亩的播种面积如果达到美国单产的水平,我们的粮食用不了,问题是我们成本高。中国粮食成本能不能降下来?我在东部地区江苏射阳调查后发现,我们的粮食成本可以降下来。射阳规模种植小麦可以产量提高192%,稻谷可以提高30%,这相当厉害了。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地方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大家有机会看一下。农民种地恨不得种到高速公路上。不是说中国农业一定没有竞争力,要看在什么地方,特别要看什么样的生产模式。山东德州的一个人种一万亩地需要5个工作日。这个劳动成本跟美国比已经有竞争力了。山东德州为什么实现了呢?就是土地土地改革到位,效果就有了。
 
  基层干部为什么要讲壮大集体经济?他说不壮大集体经济,集体没有办法开支。我把农村当前的公共事务列了10个方面,这10个方面,除了土地整理、产权保护以外,中国古代是不要钱的。农村的一些公共服务其实是可以免费的。欧美发达国家好多基层公共服务也不要钱。广东清远做了改革,也发现农村公共服务可以免费。
 
  退一步,不免费了,全国涉及农业的行政村庄大概50万个左右,我们给每一个行政村20万元,能不能把他们壮大集体经济的嘴巴堵住呢?我调查了,可以。如果这样做,全国需要一千亿人民币。现在中央加地方农村经济总量号称三万亿元。我们做了土地产权改革,特别是广东政企分开以后,带来的产权效益提高15%,6万亿的GDP产权改革效率会带来1万亿的收入,拿出一千亿实现公共财政全覆盖,是可以实现的。
 
  二、关于平等基准。我们很多人,甚至包括原来的领导人老爱讲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现在差不多有2亿户农民,农业GDP 6万亿,户均GDP3万。按照市场化的规律,土地的报酬一般是不到总收益报酬的10%,就是三千块钱。一户农民三千块钱对他的平等影响不大。
 
  我根据美国的数据做了一个推算。美国农场主的土地报酬占农场主总收入的比重估计是2%,经济越发达,土地报酬对收入的影响越小。社会平等不是靠土地平均分配,主要是教育。我强调一条大家容易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想办法要降低土地的相对价值,让土地变得不重要。土地价格往往是土地重要性的指数。全世界的土地价格中国最高。日本的学者跟我讲,北海道的土地,如果搞农业的话可以免费获得。
 
  土地相对价值降低以后,就会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私地公用成为常态。私人性质的土地归于公用,主要的表现形态就是各类公园。为什么是常态化?土地供应充分以后,土地价格下跌,有一些人就会把土地拿出来作为公共使用。越不给老百姓土地财产,他就越盯着它,就把价格抬高,给他土地财产,土地相对价值降低。有一些人乐意把土地拿出来做贡献,做公共使用。
 
  三、关于社会稳定基准。按照一些学者报告,搞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后,一定天下大乱,土地兼并、政治周期性颠覆就来了。是不是这样呢?我看不是这样的。我对社会稳定做过比较长期的研究。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几个:一是社会平等状态,还有居住形态。居住形态对社会稳定有影响。有人专门研究过伦敦的暴乱。伦敦的暴乱和老百姓的居住形态有关系,住密集的人心态不好,动不动就发脾气。住的宽松一点,人就平和。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组织程度。社会组织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在我看来,我们做农村的产权改革,发展合作社肯定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四、关于环境基准。环境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政府要做这几件事,控制开发比重,开发强度,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密度,主要指城市建城区,控制工业区、公共服务、居住区、各类土地的比重。这些涉及到国家土地管理制度,我们号称世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但是每年有几万件的违法。我曾经给有关方面写过一个内部的本子,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概三分之一适合人们居住,拿出一半作为农业保护区,把另外一半土地管理权完全交给地方政府。全国划定30亿亩的农业保护区,另外30亿亩交给地方支配,更有利于中国的土地管理,更有利于提高分区规划的效果。
 
  这4个基准都要求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产权。周其仁教授讲的两个大问题,要确权,确权了以后一定要可交易。确权加可交易,包括耕地,包括宅基地,符合我们说的4个基准的要求,这个国家只能变得更好,不会变得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