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 许召元 朱鸿鸣：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发稿时间：2015-08-06 00:00:00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作者：赵昌文 许召元 朱鸿鸣
自2012年左右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着经济结构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当前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已经显着下降并将进一步减少，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要素质量提升和优化配置提高生产率；从社会总需求角度看，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已难以维持在较高水平，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不是一个市场自发完成的过程，需要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深刻重塑，重点是从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
赵昌文 许召元 朱鸿鸣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平均10％左右下降到7％左右的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2012年左右也正好是中国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到后期的转折点。工业化阶段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经济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带来经济结构多方面的调整，也会带来增长动力全方位的转换，经济管理体制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从而更好地培育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工业化阶段的演变及其对制度环境的新要求
——2012年前后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新阶段
所谓工业化是指一个经济体随着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目前一般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作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陈佳贵，2006年）。其中,人均GDP水平小于200美元属于前工业化时期，200美元至400美元为工业化初期，400美元至8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800美元至1500美元作为工业化后期，超过1500美元则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根据中国人均GDP水平，并参考陈佳贵提出的其他指标综合考虑，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可以划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工业化时期（1978年至1989年），人均GDP从不足39美元提高到接近200美元（1964年价格，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第二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1990年至1999年），按加权平均的人均GDP大致从200美元增长到400美元；第三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至2011年），加权平均人均GDP从400美元提高到900美元。
2012年前后是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要转折点。从人均GDP水平看，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276美元（现价），按汇率法折算的1964年不变价也达到688美元的水平，按汇率——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900美元。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45．0％，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低于服务业比重（45．5％），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转折性变化。从主导产业的变化看，2012年以来不少重化工业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产量增长接近峰值或进入平台期，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开始转向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
——进入工业化后期，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相应转变
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主导产业有不同特征，具体而言，前工业化阶段，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初期，纺织服装等轻工业比重较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能源、钢铁、水泥、电力等；工业化后期，主导产业是以汽车、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高加工度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从整个工业化进程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呈现出农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高加工度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服务业的变化轨迹。
不同的主导产业要求不同的增长模式，不同增长模式要求不同的制度环境。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特点是高度规模扩张型的，其增长模式主要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高加工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多依靠技术创新而不是要素驱动，或者说这些行业必然要走内涵式增长模式。不同的增长模式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规模扩张模式要求政府和社会能优先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土地、资金和人力等资源，而内涵式扩张模式更需要一个高度开放、统一公平、竞争有序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从供给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效率提升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长期里生产决定消费，而生产能力扩大的根本动力在于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技术（生产效率）提升。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中国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前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是主要的增长力量，劳动增长的贡献随着工业化推进呈下降趋势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物质资本积累速度要快得多，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1978年至2000年间，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在50％至66％之间，2000年以后，资本的贡献有进一步提高趋势，2006年至2011年，高达72．2％。
与此同时，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则呈明显减少的趋势。1978年至1989年，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3．3％至14．2％之间，20世纪90年代在5．0％至10％之间，但2000年以后明显下降，2006年至2011年为2．3％。
除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外，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大。1978年至2011年，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5％到40％之间，总体占了1／5以上的水平。
——进入工业化后期，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资本积累的贡献也有降低的内在要求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进入到下降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27万人。根据人力模型预测，“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平均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
增量资本产出比显着提高，投资效率严重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内在要求。虽然通过加快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新增资本产出比是每增加一单位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资额，是衡量增长效率的一个直观指标。根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
——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在于要素质量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驱动
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对增长的贡献很快将变为负值，投资也有内在下降的趋势，今后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措施提高生产效率。
一是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虽然劳动力数量将持续减少，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仍有较大提高空间。通过加强职业技能教育、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都可以显着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是通过改革促进要素优化配置。要素优化配置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例如HsihandKlenow（2009年）发现，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达到美国的配置效率），那么中国制造业的TFP可以提高30％至50％。优化要素的配置可分为多个层面，在产业层面主要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在企业层面主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要素层面还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三是加强研发和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促进创新驱动。2014年中国研发占GDP比重提升到2．09％，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不少差距，2013年OECD国家平均值为2．4％，其中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分别为2．9％、3．5％、4．2％和2．8％。除了研发投入以外，通过加强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在促进创新方面的分工与协作，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创新发展。另外,通过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大幅度提高很多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我国在物流、电子商务、出租车等领域已经取得明显进展。
从需求的角度看，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居民消费增长
在短期内，全社会生产能力已经形成，而且多数行业都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能力，社会总需求的扩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前，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了重要贡献
1981年至1999年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每年拉动经济增长4．2至7．1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中期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降低，每年拉动经济增长降至3．2至3．7个百分点。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有上升的趋势。1981年至1984年资本形成每年拉动经济增长仅1．6个百分点，此后则显着增加，特别是2006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达4．6个百分点。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1年至1989年出口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仅1．3至1．4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初期这一速度迅速提高，1990年至1994年，达到3．5％，到了工业化中期，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加，2000年至2005年间每年拉动经济3．7个百分点。
——新阶段的需求增长新动力将主要在于居民消费
进入工业化后期，虽然工业升级改造、节能生态环保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仍有较大投资需求，但总体看，投资增长的潜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从房地产投资看，目前除一线城市外，二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不少三四线城市，已经面临大量的房地产库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计“十三五”期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仅为年均5％左右（许伟，2014年）。从基础设施投资看，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不少基础设施领域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未来十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将降至个位数水平（邵挺，2014年）。从制造业投资看，一方面出口和房地产增长下滑将相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减速，另一方面由于不少重化工业甚至包括一些新兴产业，面临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压力，预计“十三五”以至更长时期制造业投资也将保持低速增长。
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出口快速增长的空间已经较小。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取得了快速增长。1981年至2011年，出口平均增速多在15％以上。但是，受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自2012年以来，出口已连续三年维持个位数增长，特别是2014年出口增长率仅达到6．1％。预计“十三五”期间虽然出口有利因素多于负面因素，但重现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估计全国货物出口增速将维持在2014年6％左右的水平。
与投资和出口的发展趋势不同，随着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社会，居民消费有望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中国居民消费正加快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具有“先导型”的特点，对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以及培训教育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将明显增长。而且，对于中等收入、低收入居民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并会促进消费观念、消费偏好以及消费方式不断更新。另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推动新的产业链及消费需求的形成，而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模式兴起正有力地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意愿。
培育新动力的关键是政府行为模式的深刻重塑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企业发展模式也将从重化工业时期的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更多依靠居民消费增长。要适应这三个方面的转变，培育新常态下的增长新动力，要求政府和企业顺应发展阶段的新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由于企业的行为更多受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所影响，因此，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更主要在于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塑行为模式，提升治理能力。
一是从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特别是地方政府要从政策优惠竞争转移到营商环境竞争，形成有利于新动力培育的国家治理体系。随着主导产业转变，过去地方政府通过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依靠规模扩张和要素投入驱动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而经济发展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需要政府的职能和工作重心进行相应调整，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着力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市场是新动力培育最重要的土壤，在一个自由、创新和公正的市场环境下，高效率、有生命力的企业必然会脱颖而出，快速发展。
三是塑造有利于居民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了使居民消费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需要通过加快医疗、教育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通过进一步采取各种新技术,降低不合理成本和总体价格水平,提高消费能力；通过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打击假冒伪劣、防范价格欺诈和维护消费者权益，提高居民消费信心。
四是防范四大风险，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新动力的培育需要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要通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实施逆周期监管等手段避免信用过度紧缩的危险；要在降低隐性赤字率的同时相应提高显性赤字率，避免财政政策力度不足的风险；要建立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防范产能过剩矛盾扩大的风险；要从稳定社会预期，引导住房回归居住本质、实施中性住房金融政策等方面着手，防范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