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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认识改革,坚持改革

发稿时间:2018-01-04 13:13:16   来源:《杜润生文集(上册)》  

  现在改革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的特点是:一方面改革取得很大的成绩;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含有消极现象,对这些现象舆论反应不一致,认识上也有些分歧,群众对待改革的态度也出现一些变化。我们正在坚定执行治理、整顿方针。这个时刻有必要很好地回顾改革的历程,一面前进,一面思考,做些统一认识方面的工作。

  1.改革是不是非进行不可,还是可有可无的行动?现在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再想想。

  我国的改革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这个起点上,认识水平、理论水平怎样呢?现在看,不能说是很完全的。中国的改革,与其说是在理论上有充分准备之后,倒不如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走不出去了,理解到要探索一条新路,就很快地行动起来,是边干边学的行为模式。

  我国从50年代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向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条公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把其他非社会主义所有制都消灭了。而且一度还认为,光讲公不够,还要大,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第二条是按劳分配,消灭了非劳动收入,并且对劳动主要是承认体力劳动,对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复杂劳动,而我们缺乏应有的评价和待遇,甚至一度认为“按劳分配”还是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写了一篇文章,要给予限制,实行供给制,那就走得更远了。实际上人民公社实行的实物分配,就是按供给制原则办的。第三条是计划经济,无所不包,一切工厂统负盈亏,赚了钱交给财政,亏了由财政补,没有自主权。取消了商品的自由交换,扩大了统购统销,大部分产品都由国家买下来,然后再分配出去。实行一种政府分配经济。分配不够了怎么办?生产资料按计划条条分配,生活必需品就发票证,最后每个人手里持有三四十种票证。按票证分配,不能任人选择,每人都能得到一些,但每个人都不满足。

  这三条实行以后,公平是公平了,但造成一种短缺经济,谁手里也没有剩余的东西。在这种分配体制下,谁也能得到照顾,谁也没有主动性。社会经济的运行是一种纵向关系,一切靠政府行为,任何人要想自己办点事业,难于主动去创造。结果是谁也有机会,谁也没有机会,人人都有事干,但人人又缺乏自我选择的机会。因此,经济很难蓬勃发展,生活很难明显改善。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自己为大家服务,牺牲了的工作日得不到相应合理的报酬,就多记工分,进而多吃多占。多吃多占又被说成是“四不清”,进而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资本主义复辟。下面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面一定也有,于是又到上面去找,搞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使得一切方面的政策被推到“左”的极端,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发现自己的思想脱离了实际,发现我们搞这一套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提出一系列建议和号召,开始对过去那一套做法进行反思,形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变革,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后并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体制。

  从此,经济蓬勃发展,人们生活迅速改善,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就在向前迈进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我们丢掉旧体制一些弊端,又引来新旧体制交接时期的弊端,和新体制难以避免的弊端。如何选择走向?道路有两条:一条道路是坚持改革,从改革中找办法;一条道路是驾轻就熟回到老路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头想一想,往前看一看,提高方向选择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这是非常必要的。改与不改,各有利弊,哪个利大弊小?我们只能两利权衡取其重,两弊权衡取其轻。十全十美的事物是没有的,只能取其利,治其弊。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30年时提出改革的。现在不改,100年以后还得改,迟改不如早改。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看,不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我们这些人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许多事情还是我们自己亲自办的,错误是一块犯的,不能都推给毛泽东或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

  2.对改革不能有过高的预期。

  我们的改革,要有一定的目标,一定的要求,但不能有过高的预期,以为一改,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快。改革有时候能破旧促新,出现快速的变化,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以一蹴而就。现在的实践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就以农业为例,实行包产到户,农村一下子起了大变化,曾引起人们过高预期。事实上,改革能促进发展,但不能代替发展。改革是制度转型,为发展提供激励机制,但发展的本身还须有其他条件。条件不具备时,还是发展不起来。发展需要创造条件,改革便于人们创造发展的条件,不是一改革条件就具备了。比如说,希望改革一下子就能使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矛盾迎刃而解,农业问题就能从此解决。吃饭问题是水涨船高,过去吃饱就行,吃饱肚子,一个人一年200公斤口粮就够了。随着收入上升,要求吃好,吃肉吃菜喝酒,人均没有400公斤—500公斤粮食不行。这不是在几年之内就能满足的。

  农业要过关,必须实现现代化,把土地生产率普遍提高;就是要用工业武装农业,用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增加一些物质投入,如化肥、水利和优良品种等。化肥要满足全国耕地的需要,总共需要2亿吨,还要增加1.2亿吨产量,要建年产30万吨化肥厂400个,那要多少钱?而且农业发展,光有化肥、水利、良种不行,还要有产前产中产后的系统服务,要有电、油、机械、仓库、码头、通讯、交通运输条件……就是说,农业决不是光种田,而且要办工厂、办科研,要从田头到实验室,形成综合生产能力。这也决不是改变体制就能一举而解决的,要有时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大多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时间。

  我国的农业要现代化,还得使就业结构有所改变。农业人口越多,农业劳动生产率越低;劳动生产率越低,农业的积累就越少;积累越少,就越不能发展。因此,必须把劳动力转移出去,转移到工业、服务业上去。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了98%,我们只要求转移60%,就这个要求也是不容易达到的。农村发展问题,实质上是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问题。过去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工业发展起来,就有条件回哺农业。

  前几年农村释放出多年被抑制的生产潜力,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公斤左右。实际上1985年后,连续3年单产都是提高的。为什么总产徘徊?主要是因为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5亿亩。面积怎么减少的呢?粮食的价格这么低,其他产品放开了,价格上去了,农民愿意转产,我们也提倡搞点经济作物。除粮食以外,应该看到,这几年间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多种经营一发展,农村经济也就前进了。包产到户的功劳就是允许农民自由支配劳动,创造发展机会。过去,每个人只靠工分生活,离开了公社就无法活。包产到户把大家解放了,有了经济作物,有了工副业,外贸出口也发展了。农民有了钱,就能增加土地投入,增产粮食。如果现在把这1.5亿亩土地全部改回去都种粮食,好不好呢?利害得失还要认真权衡。如果有必要,只能利用价值法则来引导资源配置。可是这一点短期内难以办到,粮食价格还由国家控制,改革粮油征购制还须经历一段时间。

  更多的人希望收入提高,物价平稳,可是放开物价,增加投资项目,提高工资,消费膨胀,就要多发票子,引起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冻结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又会影响生活改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群众是很难忍受以往那种低水平生活状况的。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找到恰如其分的办法是不容易的。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投入劳动,多创造剩余,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生产长一寸,福利多一分”。这件事,讲起来容易,办起来困难。因此,我们对改革的预期不能过高。

  3.要科学地分析、正确地对待目前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

  目前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是大家不赞成的。这些东西违背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现在出现的消极现象有几种:第一种是物价上涨;第二种是腐败现象;第三种是分配不公平。对这些消极现象,笼统地赞成或笼统地反对,不能解决问题。要科学地分析是怎样产生的,性质有什么不同。有的是马上可以改的,有的一下子改不了,因与原来的体制有联系,原来的体制改不过来,这个现象就消灭不了。

  物价上涨,这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发达国家200多年的路程,重点倾斜,造成结构失衡;全面照顾,必然要出现投资“饥饿症”;你要发展有理由,他要发展也有理由。广东、江苏是发展最快的了,还要发展,西北各省不甘落后,也要发展。全中国这么大,加起来就成了大数字。治理通货膨胀,有没有办法呢?无非是控制消费,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控制投资规模。难处在于必须找到既有较高速度,较高就业率,又能控制通胀率的模式。现在已经接近这个模式,只要敢于通过实践,从正反两面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

  还有个分配不公的问题。商品经济讲求效益,必然会带来相对的不公平。要想把两方面的事都统一起来,找到既讲效益、又很公平的路子,要靠政府调控。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差别经济,有竞争就有差别。市场给人机会也不一样,有人能找到机会,有人找不到机会,所谓不平等,最主要的是机会不平等。而机会不可能同时同地同等地给予每个人。如农村做买卖的比种田的收入高得多,要是大家都做买卖就不行了。少数人会做买卖,风险大,赚钱多,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做买卖。我们先把效益机制恢复起来,同时逐步解决公平问题。目前解决公平的办法只有用税收手段来调节收入。对收入分两类处理:一类是非法收入,根本不让他有,有了就取缔;一类是合法收入,收入太高,与一般人悬殊过多的,用所得税收一部分,从税收里拿出一部分搞福利补贴,扶持贫困者。对大片贫困区,还须拟定适宜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大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支持。我们讲公平问题,首先要使大家都有发展机会。劳务价格、商品价格,通过市场调节,使之平衡。不平衡部分用税收调节,或用经济福利费调节,只能如此。办法要在实践中不断选择。

  对于腐败现象,大家都不满意,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在的腐败现象比前30年厉害?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认真对待,要有科学分析。腐败现象有几种:一种是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如一些共产党员、政府公务人员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贪污受贿,蜕化变质。对此要非常严格,要从严治党,要严厉整治。第二种是非法收入。这种情况不能任其发展。还有一种情况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期间,原有分配关系发生的“畸变”。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原来实行统购统销,自上而下分配收益和其他资源,行政部门垄断分配,根本不经过市场交换。现在有了市场经济,但还保留部分计划分配制度,一物两价、三价。价格差额,谁有权支配,谁就有索取差额的机会。

  中国是短缺经济,投资过热造成各种物资短缺,计划内钢材每吨800元,计划外钢材从1200元—2000元不等,于是好多人都参与“追逐”,分一份差价。因此,权变成钱,钱变成权,钱权交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干啥吃啥。这就是吃“垄断”,吃差价。比如装电话,要装电话就得多给点钱,不然就不给装。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用名次,叫“寻租现象”。土地本来无价,但是因为有了私有权,不劳动也能得一部分地租。在两种体制并存、几种价格并存的格局下,就会产生“寻租现象”。要消除这种现象,只能靠深化改革,完成体制转型。届时,也会有“寻租现象”,不过随垄断权减少,不会有现在的多发性。不论原因如何,凡有腐败现象必须严查严处,辅之以深化改革。不能因有腐败现象就回到老路。回老路,代价太大了。必须走改革之路,这就是结论。

  4.必须把改革继续坚持下去,决不可中途退却,半途而废。

  所有上述消极现象,要通过改革来找到解决办法。我们的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要经过三个关口的考验。

  第一个关口是,必须把计划经济变成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过去30年中,想废除商品关系,结果使经济发展停滞,造成了短缺经济。没有市场调节,只用计划调节,把全国生产的物品集中分配,把资金集中分配,把劳力集中分配,理论上说可以办得到,实际上不容易办到。70年代世界上曾有过争论,能否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完成集中经济计划?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说可行,但计算结果代价太大,效益不高。第一个代价是把大家的主动权完全收回来了,各级、各企业和农民都失去了主动权、自主权,生产都等上面的指令,这个损失太大。第二是费用大,外国人叫“制度费用”或称“交易费用”。为了维持这种制度,所支付的费用,远大于统一集中换来的收益。集中经济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上行不通。有人说,到了物质十分丰富,劳动力已不成为计算商品价值的因素时,就行得通。究竟什么时候达到这样的程度,谁也不知道。而且什么叫丰富,丰富的标准是什么,增加多少才叫丰富?也讲不清。我国农民过去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丰富。现在楼有了,电视机有了,也不叫丰富。

  现代世界经济较有效的办法是:大家在市场上交换,通过市场形成价格,用价格信号来显示物资的短缺与丰富,东西多价格就低,东西少了物价就上涨。物价上涨了,自然就有人向这个方面投入资本和劳动,使供求趋于平衡。用市场价格指挥生产,通过市场来调配资源,就是所谓“市场经济”。

  这种经济有缺点,确有盲目性,确有短期行为。如何克服这种弊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计划,实行政府的宏观控制,这与资本主义初期的自发的市场经济不同。政府控制是通过银行、税收和法律等其他手段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有条件实行,而且可以搞得更好。我们现在研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模式,国家实行必要的行政控制、经济控制,包括信贷、税收、投资等手段,政府可以规定产业政策,通过宏观控制,利用市场调节。我们只能选择这条路。

  为此,首要的问题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不是简单的提价。价格改革的涵义,是市场形成价格,代替政府定价。我们原有的价格制度,实际上还是一种收入分配制度。比如原来的粮食收购价格非常低,菜价非常低,是把农民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到城市。不提价,农民生产不积极,如果价格上涨,政府就必须提高职工工资。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工人工资不涨,工人就要受损失,产生工农利益分配的矛盾。工人工资提高了,工厂成本增加了,工业品价格就要提高,反馈到农产品,农业成本又提高。政府避免轮番涨价,就采取财政补贴办法。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人不提工资给补贴,实质是政府出了钱,给商业补贴,0.5公斤粮政府补贴2角钱,0.5公斤油补贴8角钱。政府补贴短期内可以,长期补下去就不行,原来补贴款几十亿,现在增加到几百亿,政府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政府税收增加不了,只好向银行借款,银行缺少资金,就发票子,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最后所有的人都不满意。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每个人都承受部分税收,损害大家的利益。所以,价格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

  必须改变价格倒挂体系,使城乡交换平等化,像现在这样靠财政补贴维持不下去。要过这一关,大家可能受损失。经济学家们说,反正要受损失,不是往这方面损失,就是往那方面损失;不是这种形式通货膨胀,就是那种形式通货膨胀。但是,价格改革的损失是暂时性的、一次性的,可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已经上去了,物价早就形成了结构性变化。我们都是低工资,一冻结不得了。城市名义工资低,出现了“灰色工资”,今天发奖金,明天发书报费、洗理费等等,这叫“灰色工资”。要研究如何减少非正式工资,形成劳动力市场,市场形成竞争性工资,使劳动与报酬相对应,多劳多得,不吃“大锅饭”,不搞平均主义式攀比,真正实现自负盈亏。在此基础上,完成价格改革。

  要走这个路子,我们一定要找出办法。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找到办法了,但正在努力找,总会找到的。难点在于要调整利益关系。要有一部分人支付一点代价,代价是暂时的,好处是永久的。如粮价,总不调整农民没有积极性了,有效供给减少了,价格更要上涨。市场不仅要解决价格问题,而且要解决组织问题、各类配套问题,搞好税收、财政、外贸、外汇等一系列配套改革,这是个大系统工程。

  第二个关口是,过所有制完善关。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多种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有经济,都允许存在。不但有政府的企业,还要搞一部分民间企业。发展民间企业,政策上写几条,就发展起来了。难的是坚持公有制又不搞“大锅饭”,特别是国有制企业能够自负盈亏,能改变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儿子赚不到钱要父亲补贴。今后企业赚了钱自己多分一点,赔了钱自己负责。我们现在是负盈不负亏,亏损以后不敢实行破产,怕破了产以后,工人失业,还得政府贷款让他维持下去。外国企业家说,中国政府太仁慈了。仁慈的结果是好多企业缺乏压力和动力来强制其降低成本,追求技术进步。

  要使一个企业自负盈亏,必须政企分开。价格完全放开,优惠一律取消,不给低价原料,不规定价格,在市场上与同行竞争,追求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的收益。平均利润以上多赚,平均利润以下少赚,没有利润就亏本,使之在竞争中求进步,在竞争中消化多种困难。但是竞争必有主体,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上竞争时,要成为一个法人实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企业不应该有上级,但有主人。

  我们也不能把企业完全变成个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也不是这样。有人建议将来全民所有制企业要通过股份制的形式,使之社会化,实行两权分离。国家对一个企业可以控股,体现所有权,把现有的资产变成公股,其他公司、企业、个人都可以买股票。政府只立法,只控股,其他经营不干涉,具体经营权属董事会。董事会就是这个企业的主人,董事会雇佣的经理,就是这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如果企业经营失败,经理要向董事会负责,自己也在社会上失去了信誉。

  工厂现有资产不在社会上流动,是个大浪费。有的企业资金不足,要靠国家投资;而效益不好的企业资产又不能转移到有效益的地方去。如果有了股票,有了股票市场,把所有权票证化,用票证转移代替资产转移,资产现存量可发挥更大效益。让每个工人都有一部分资产,工厂总不能把机器分掉。股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资产共同使用,股票个人持有,这是现代化生产结构中个人所有制形式。

  所有制问题,具体说就是产权界定问题。外国人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得实行私有制。我们主张,既搞公有制,又搞市场竞争,这个变化与我们传统的观念、传统的理论是冲突的。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准则如何统一起来?现在可以讨论,还要研究试验,不要那么着急,一下把办法定死。

  第三个关口是,法制与民主建设。过去,吃“大锅饭”,利益简单化了,今后打破“大锅饭”,有了市场,有竞争,有差别,社会上存在种种利益集团。这个企业不同于那个企业,这个地区不同于那个地区。地方利益从前是简单的,收入全部交中央,不够再由中央补。现在不同了,大家都要发展地方经济,地域矛盾突出,地区封锁非常厉害。

  利益多元化,必然产生政治上的矛盾冲突。怎么办?要立法,确立竞争规则。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国家政治生活如何民主化,党的政治生活如何民主化,如何反映各方面利益,又有调节各方面利益的办法。中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辅相成。

  共产主义的涵义是什么?可以说是追求人类的全面发展,包括身体健康,文化提高,精神文明,物质满足,永远废除剥削压迫制度。这个目标是一定要追求的,一定要实现的,但就发展的道路来说,一个国家一条道路,一个阶段一个政策。初级阶段有初级阶段的政策,高级阶段有高级阶段的政策。美国有美国的政策,中国有中国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条件和历史环境。

  大家考虑问题,要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思想上就能够更明确地认识我们的改革,更坚定地坚持我们的改革。不然,好多事情得不到解释。我们从一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一切都可以解释,一切都可以分析,一切都会有结论。有了结论,就会有出路。对我们的改革既不可盲目乐观,又不可盲目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