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21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长春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不忘改革初心、牢记改革使命——中国改革(2019)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的演讲整理内容。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不仅仅限于我们国内，要把国内和国际的情况综合起来梳理。

　　一、对国内经济形势的梳理：经济下行中发生静悄悄的革命性变革

　　国内经济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下行的幅度可能缩小，其背后有中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但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背后的动力基础、结构基础、技术支撑和制度支撑已然发生静悄悄的变革，甚至是革命性的变革。记得在2011年的国务院新闻办吹风会上，我首先肯定当年的增长速度还会高于9%，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下行压力非常明显。根本原因在于，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面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像新增劳动力的供给、资本增长、生产效率的提高，前两项一个负增长，一个增长放慢，这种变化前所未有。全要素生产率虽有提高，但也在大起大落当中逐步放缓。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经济下行是必然的。现在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这样一个下行过程中。

　　当一个经济体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也是其结构调整最剧烈的时候。每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大家的兴奋点往往在怎么样提高速度上，很少有人把兴奋点集中在下决心淘汰早就该淘汰的产能、技术、设备上。当大家的兴奋点集中在努力提高增长速度的时候，很容易死灰复燃，故态复萌，我最担心这个事。

　　在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放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其背后动能、结构、技术支撑，以及制度已静悄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新动能已产生，并逐步加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新动能我们通常叫做新经济。新经济包括新技术、新的产业结构、新的产业组织形态等。前不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新经济对GDP贡献为16.2%，超过16%，这是比较客观的测算。也有一些测算估计，新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了百分之四五十，但这种测算有太多的重复计算，不准确。我觉得，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不可怕，可怕的是观念、体制和动能依然是旧的，使我们难以认清和应对新的挑战。东北三省旧动能、传统动能很多，很多僵尸企业还没有处理，旧观念和旧体制的包袱也比较沉重，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一些。

　　当然，我个人也不完全否认旧动能。上世纪80年代，一个作家写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沉重的翅膀》，是写机械工业如何改革、如何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像一只艰难起飞的大鸟。现在旧动能依然是我们沉重的翅膀，但它是翅膀，不是拖后腿的负担。因此，我们要把新动能和旧动能融合在一起，变成推动增长的融合动能。否则，怎么能把如此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此完整的产业链变换成中国抗击世界风险的能力?变成我们战略纵深的更大回旋余地?新动能现在只占16.2%，如果完全靠新动能，不足以成为主导力量，但它是带来机遇的重要基础。

　　我们的经济已经具有新的结构支撑。投资、消费、出口当中，消费拉动经济占60%到70%。第三产业在就业人数、增加值占比等方面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关键是已经连续五六年站在第一位置了。在中国第二产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是有足够的第二产业支撑的，它不是畸形的产业结构。中国三次产业排序已经由“二、三、一”转到“三、二、一”，完成了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型。这难道不是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经济中低速增长的可持续动力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主要来源是容纳就业的渠道更加宽广、更加深厚、更加持久的第三产业，并且第三产业的技术含量和效率可能远远会高于传统的第二产业。现在许多运用新技术、推动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恰恰是第三产业。例如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驾驶、智能城市等结合的相关服务业。这些都不是传统的服务业，而是为推动现代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提供服务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是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业。诸如微商、流量经济、网红经济等，与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移动通信、互联网技术融合在一起的传统零售批发商业的转型升级，容纳了超出以往任何时候的新增就业。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很多地方就业不需要政府挠头、痛苦，人家自己解决就业，一个网店一分钟卖1.5万套化妆品，一个网红可以卖2.4亿只口红。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样一个静悄悄的革命性变革中，对未来要有清醒的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保持在5%，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以上，能够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从长中期视野来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甚至会加大，但在新的动能、新的结构和技术支撑下，有新的制度红利，未来中国经济可以在中低速增长下，提前1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将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性跃迁。

　　短期内，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是毫无疑问的。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到50.2%，有人乐观预计明年全年经济增长会到6%以上。PMI是先行指标，但PMI只是领先两到三个月，只能预示明年一季度，不能预示明年一年。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观察PMI的变化。现在有个好的迹象，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消费品制造业的PMI一直高于50%，高于整个制造业的PMI，这也是转型升级带来的新的结构支撑。

　　我再次强调，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在下行中真的是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我们的转型升级真的是在前进，在为未来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前景提供新的制度支撑、结构支撑和技术支撑。

　　二、国际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尽管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是不确定因素很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对中国形成冲击、打压。在外部环境方面，除了美国的打压、遏制，还有欧盟带来的压力。最近，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估，由46位上升到31位，比去年提高了15位。这说明中国经济营商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不过这样的评估在国际上似乎影响还不太大。这需要我们通过推动改革开放进程，通过推动转型升级的进程，来理直气壮地回应他们。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下一步改革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配置市场化，重点非常明确，由以前商品配置的市场化转变为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由回避、绕过产权制度转变为明晰和完善产权制度，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程度越来越深入，制度建设力度越来越大。中国以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来主动应对世界变局，这一条内在逻辑越发清晰。

　　应对外部压力，不意味着简单被动回应。更重要的是应当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自身转型升级的需要，主动推进我们往前走。我将美欧对中国的这一轮限制、打压、遏制的外部环境，叫做“多变趋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充分的估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机遇，要转“危”为“机”、化“危”为“机”。“危”和“机”不是一件事，不能笼统地说“危中有机”，它打压你就是“危”，我们化解它才叫做“机”。你不化解它就不能转为“机”。这其中我们看到什么?美国退出TPP，退出WTO，在全世界“退群”，同时对它的盟友征收高关税。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要善于从中找到缝隙，主动有所作为。例如，中国应当推动自己的RCEP(区域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一对一的双边自贸协定、投资协定，搞好周边区域化或者小多边协定。我比较赞成“主动出击”。我们国家在美中贸易战之前就已公开宣布，中国改革开放的举措将超出人们的预期，力度比大家预期的还要大。这才是主动有所作为。主动出击，当然是根据我们自身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转型升级的需要，也应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

　　外部环境的机遇主要有三：一个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相辅相成。当下，“全球化”好像被“逆全球化”冲击了，但我们仍然要有信心。因为全球化有其自身的推动逻辑，例如新技术革命、产业分工变革、跨国公司推动和全球配置资源等内在动因，全球化仍然需要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变革，发展中国家借以维护自身权益的呼声尤为强烈。我们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不是另起炉灶，推翻现行的世界秩序。我们是现行世界秩序和经贸规则的适应者、应用者、得益者、补充者，还是它的建设者，而不是颠覆者。在外界对你关上一扇门时，会意外地打开一扇窗，这就是机遇，就看中国能不能发现和抓住，能不能把这个窗开得更大。讲转“危”为“机”，是说在这个窗子的缝隙中找到突围的空间。在外部环境存在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要善于发现“机”。主动出击突围，跟互补性强的经济体签订一对一的、区域性的或者小多边的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推动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而此类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正是推动全球化的台阶、前提和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个机遇是全球经济重心继续分化，向东半球以及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其背后是新一代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形态重组和地区分工的重新布局。这对我们推进转型升级，努力使产业分工上升到中高端来说，当然是机遇，无疑要利用好。美国征收高关税，不光是对我们，对它的盟友那边关税也很高。我们可以通过跟发达经济体签订双边的、区域性的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利用新一代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重组、形态重构和重新分工的机遇，实现“不对称突破”和“变轨赶超”。 “变轨”是主动的，利用技术领域的不对称突破从而实现超常规发展。此外，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级，吸引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贸易和消费，为我们扩大经贸合作打开越来越大的空间。

　　第三个机遇是，国际金融体系出现分化和多元化的趋向。现在，美元霸权地位没有被撼动。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美元霸权和经济霸凌难题。面对美国反全球化、贸易保护、“退群”这样的举措，各国也纷纷想办法。比如互换货币、互以对方货币结算、去美元化的区域货币，还有超主权货币，用更多的战略储备替代纸质美元，还有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等等，带领去中心化和去美元化。这些做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这些内容里边发现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带来的机遇，从而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乃至国际化。

　　三、我们能做些什么?

　　第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供给质量提高为主攻方向。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龙头，形成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中高端的第一梯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形成雄厚的第二梯队。应当切实保护企业家创新能力和积极性，提升劳动者队伍的知识、技能水平。

　　第二，从制度创新角度，坚持以要素配置市场化和完善产权制度为重点，推动下一轮的改革深化。最近农村集体建设性土地和商业性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流转，是土地制度的重大突破，为下一轮要素配置市场化和完善产权制度带了一个好头。诸如此类的尝试，各地可能有比较好的经验，建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深入调研，发现一些，推广一些。

　　第三，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牵引，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形成新格局。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区和内地都建立了自贸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内外呼应，我们要顺势而为，扩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增强中国经济的抗打击能力、抗风险能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提高我们的对外开放水平，提升我们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